《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說，7月1日，是香港各界「紀念回歸的喜慶日子」，而發生「暴力衝擊立法會大樓事件」，「是對香港法治的嚴重踐踏」、「對一國兩制底線的公然挑戰」。
中共說的「各界」，從來就是由親中社團組成的自慰「界」；而這個「喜慶日子」連官員和建制派都沒有甚麼人感到「喜慶」了。到了今年，升旗禮在沒有下雨的情況下採用雨天模式不敢在陽光下舉行，酒會十多分鐘匆匆結束。而街頭就從凌晨到深夜都在示威衝擊中。
中共港共的愁雲慘霧喜慶日，也是香港市民每年的抗爭日。今年由和平示威發展成勇武衝擊。一貫和理非的從政論政者，也站到了勇武抗爭者一邊，親建制媒體的民調顯示83%的市民認同衝擊立法會行動。香港人在主權移交日向中國和世界宣告：我們站在全球捍衞自由對抗奴役的前線，正在作螳臂擋車的殊死抗爭。
思維退化的老人說是通識課造成年輕人的反抗意識，中共宣傳說是外國勢力介入香港所致。他們都忘記了作為馬列主義哲學基礎的辯證法，指明事物的變化發展，內因是決定因素，外因只不過是輔助條件。社會不斷要由廣大市民上街去求取公道，說明管治機制出問題，不斷衝擊一國兩制「底線」的是中共專權政治，「暴力衝擊立法會」的是中共不顧《基本法》規定橫蠻無知的干預。在立法會已成中共橡皮圖章的暴政下，香港年輕人的衝擊正是一場要立法會重新回歸民意的保衞戰。
回想1997年7月1日主權轉移，那時中共把香港回歸視為偉大歷史時刻，在大陸各大城市搞了許多慶祝活動，6月30日夜晚的香港移交儀式也算隆重，但社會上沒有慶祝氣氛，但也沒有抗爭，市民是平靜地無奈接受。我記得那天下很大雨，在會展專供媒體轉播和發放消息的場地，我遊走在幾個媒體間接受訪問。我當時表示，對所謂回歸我沒有興奮，甚至還對一個文明的殖民地宗主國的離去感到惋惜。我相信在主權轉移初期，香港還是會運作如昔，但這只是中共在力所不及和國際社會密切注視的情況下的自我約束，一旦中共的干預由弱趨強，香港就再難保住兩制，變成與大陸其他城市沒有分別了。
中英剛簽署聯合聲明的時候，我曾經在日本雜誌撰文，形容香港好比一艘船，正駛向一個火山島。主權轉移的夜晚，日本媒體問我是否認為現在已到達火山島，我說是的，但暫時是死火山，不知甚麼時候會變成活火山。
那時香港的外國勢力比現在多得太多了，大部份外國駐港領事館都有比其他亞洲地區更大的編制，大部份國際媒體的亞洲總部都設在香港，香港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達到最高。若說香港受外國勢力影響，那時肯定遠勝現在。但當時香港由港英時代傳承過來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權仍然分立，公務員體制運作良好，香港市民雖在不情願之下接受主權國移轉，但對一國兩制亦不抗拒，承認自己是「中國香港人」或「香港中國人」的是大多數。
22年，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一代的身份認同已經徹底改變。這一趨勢注定香港人的宿命，就是要不斷在強權下為自主自由抗爭。而造成這局面的除了中共的專制本性之外，還有我當年絕沒有料到的，原來香港會盛產這麼多這麼賤的「仆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