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6日 星期四

買黃金就是投政府不信任的一票 (六)


還有就是與各網友討論和交流意見,也有相當的困難。因為有意義的討論需要一些先決的條件,那就是大家都必要有共同的價值觀念,有共同的思維與邏輯,對一些概念有共識,否則就是你一句我一句,但大家都沒有聽到對方。雙方只是互相向對方表明立場與己見而已。這種情況類似對罵多於辯論,除了大傷和氣,任何建設性的收穫都沒有。
 
如果一方強調自由自主,自由經濟和市場,不容社會有單一的權力中心,主張權力廣泛的在社會中散佈,主張人民享有不受當權者控制的獨立貨幣,主張每個人都承擔自己所作所為的後果,等等。如果另一方則認為一個抽象的國家利益應該蓋過個人的自由,強調每個人都應該為國家犧牲,所謂沒有國豈能有家,因此要先讓國家富強起來才然後談個人的權利的這種意識。在這種情況下,任何真正的討論都不能進行。就像一個穆斯林教徒與一個天主教徒辯論一樣,又或者像一個共產主義建信者與一個自由主義建信者辯論一樣,根本就是浪費時間,互相對罵,不幸的還會大打出手﹗
 
 辯論這種活動,除了需要有共同的價值觀,邏輯思維,和對基本的概念有共識之外,還有其歷史和文化的背景。辯論是原始於古希臘的雅典城市政體 (Athenian City-State)。當時的全部市民公民都不單只有直接參政的權利 (participatory / direct democracy),而是有參政的義務。每個公民都必須出席議會論政,而表決之前大家就是透過辯論來取得一個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決定。因為公民的社會背景,教育和財富水平差異不大,公民之間的價值觀亦不存在太大的分歧。

後來英國承繼了這個辯論的傳統,因為英國也是一個沒有絕對權力君主的國家。國王只不過是眾諸侯之中的一個 (one among equals)。所以大大小小的國家事務都需要取得大多數諸侯的認同,而取得這個認同的途徑就是透過辯論。而辯論之所以能成功,就是因為各人的社會和教育背景都是相同,而信念和價值觀亦沒有太大的分歧。到了英國從一個君主領導的國家變成一個民主政制的國家時,統治階層亦透過教育向國民灌輸辯論這種解決問題的模式。
 
反觀我們的中國,辯論很久以前稍稍出現過,但很快就消失了。原因就是國家很快就得到統一,而絕對的權力很快就集中於一人之身上了。在這種政制下,辯論是沒有存在的空間的。君主一下命令,萬民就只得無條件的服從。久而久之,中國人就習以為常,接受了這個模式,認為這就是天下間唯一的模式。
 
中國的哲學和理論亦反映和鞏固這個專制模式。孔子的儒家思想很快就成為國教,裡面的理論就不容受到挑戰。所謂的儒家學說只不過是從复又從复地灌輸向君主要絕對服從的美德,沒有任何辯論的余地。在中國這種的專權制度之下,權力集中和懸殊的社會環境之下,只有當權者命令,萬眾聽從,這種現象。多次的改朝換代,革命又革命,都不能扭轉這個情況。
 
人民的行為是模仿性的。看見當權者這樣做,大家亦有樣學樣,稍稍有少量的權力,就立即欺壓比他們較弱的人,一層一層的壓下去。人民之間若要解決問題就只好打鬥批鬥。你不服,我就要鬥到你服為止,不容你多說一句話。文化大革命時的中國就充份反映了這個毛病。
 
今天的中國人亦跟文革時期沒有分別。人民對共產黨既不敢怒亦不敢言。在不威脅共產黨的存亡的大前題之下,共產黨亦不管人民之間的透過打鬥來解決問題的模式。這樣就是共產黨六十年統治所形成的暴民文化。中國人已不懂得理論和辯論,只懂得打,一不對就打起來。
 
從一些網友絕對擁護政府的姿態,亦能發覺到很多中國人對自己的價值看得很低,向當權者則非常卑恭屈膝。原因可能是中國沒有像西方和中東的一神宗教”(Monotheism)
 
天主教,穆斯林教,猶太教,都視每一個人為神的倒影,因為上帝是以自己的形象創造了人God created Man in His own image)。人所擁有的尊嚴就是來自他的宗教信念。他知道自己在神的面前是與任何人平等的,甚至與君主也如此。沒有任何人可以凌駕於神賜給他的自由和尊嚴。他只需要向神交代自己的行為。只有神才能對他作出最終和唯一的判決。統治者當然可以把任何人處死。但嚴格來說,這只不過是統治者以權力篡奪了神的地位,盜用了神的威嚴。獨裁者可以奪去某人的性命,但不能奪取他的尊嚴和精神。
 
總結而言,從以上的幾個角度來看,中國人的思維和價值觀的進化,是遠遠落後於西方的。沒有領先的思維和價值觀,中國是沒有條件領導廿一世紀的。大家以中國成為世界污染工廠為榮之余,最好停下來想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