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 Man of La Mancha (1)：彼得·奧圖爾，開場

(1) Man Of La Mancha: Peter O'toole Opening Scen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8iHJmO3kXI  

" 按照『神聖宗教裁判法庭令』，任何散播顛覆思想都是異端邪說，違法者必須接受刀劍或火焰的淨化。閱讀或解釋聖經都屬教會的專利，任何人不得侵犯。” 

“米格爾·德·塞萬提斯，我現在以神聖宗教裁判法庭的名義，被捕你。”

時代背景 , 故事簡介:

https://www.imdb.com/title/tt0068909/plotsummary?ref_=tt_stry_pl#synopsis

在16世紀，詩人、劇作家和兼職演員米格爾·德·塞萬提斯 (Miguel de Cervantes) 和他的男僕 (Sancho Panza) 一起被西班牙宗教裁判法庭逮捕。他們被指控對宗教裁判法庭 (Office of the Holy Inquisition)，以娛樂的形式進行攻擊。被逮捕後，他們被關入巨大地下牢內。其他囚犯聯手對付Cervantes和他的男僕，就是這樣開始了一場模擬審判，意圖偷竊或焚燒他的財產。Cervantes希望拼命保存他隨身攜帶的劇本手稿。他要求囚犯的首領給他一個機會以表演的方式為自己作辯護。他爭辯說，如果看完了表演，大家覺得不滿意，到時再把他為所欲為還不是遲。囚犯的首領同意了。塞萬提斯首先佈置舞台，然後將服裝分發給將被要求參加表演的其他囚犯。於是一場不尋常的辯護，"堂吉訶德的故事"，就開始了。

水瓶世代 Age of Aquarius = 個人的世代 , 不會再有領導﹐不會再崇拜，盲目追隨

Age of Pisces 雙魚世代  =  Age of the Masses 群眾的世代

Age of Aquarius 天瓶世代  =  Age of the Individual 個人的世代

Age of Pisces 雙魚世代

雙魚座意象的一些例子:

《大海航行靠舵手，革命靠毛澤東思想》

《沒有黨那有國，沒有國，那有家，沒有家，那又我》

《萬眾齊聲；萬眾同心》；《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忠心報國》

《我就是光明，追隨我的人就是得到光明》- 約翰福音 8:12  (John 8:12)

《我是你們的神，我就是唯一的神》- 以賽亞書 45:5  (Isaiah 45:5)

Age of Aquarius 水瓶世代

《沒有大台，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水瓶座的標誌：一個肩負起一個水瓶的人。水代表智慧，思想，真理。水瓶座的人要為自己尋找真理，獨自思考。

水瓶座的特徵：獨立追求真理，獨立思考，思想前衛，反叛，不合群。

水瓶座的世代，人不會再盲目地信奉，盲目追隨，盲目接受，盲目把自己獻給國家，民族，宗教和政治信念。

水瓶世代強調 個人的思考

進入了水瓶座歲月 Age of Aquarius之後 , 群眾的影響力會逐漸消退

 

雙魚座歲月Age of Pisces 的特徵就是群體。過去2000年體現了集體大型的宗教的興起和擴張﹐到了過去200多年更出現了操縱群眾思想的政治運動 , 和意識形態。進入了水瓶座歲月 Age of Aquarius之後﹐群眾的影響力會慢慢逐漸減退﹐因為水瓶座是強調個人的。

耶穌誕生之年是公元的開段（元年）。耶穌誕生之年巧合適逢一個新紀元的開始。這個新紀元就是觀星學所謂的雙魚座紀元（Age of Pisces）。而耶穌門徒竟然採用了一條魚作為他們的符號。 

 地球有三個不同的轉動模式。

（1）地球圍繞本身的軸心旋轉一周為時一日 (24小時）。

（2）地球環繞太陽完成一周為365日（一年）。

（3）地球和太陽系圍繞銀河系一周為期 25,920年。

地球的軸心不是垂直，而是傾斜的，連帶赤道也是傾斜的。赤道之傾斜，是北半球和南半球輪流出現冬季和夏季的原因。由於地球的傾斜，當北半球最接近太陽時(即夏季)，南半球則離開太陽最遠(即冬季)。

一般人都知道地球的（1）和（2）兩個移動模式。但很多人都不知道地球原來還有第（3）個移動模式。這就是地球坐在其軸心旋轉搖擺一周。軸心的南端位置不變，但軸心的北端位置則旋轉式搖擺，需要25,920年才完成一周。

當地球作為太陽系一員圍繞銀河系一周時，會輪流面向圍繞着太陽系的12個星群（所謂12星座）。軸心的北端每經過一個星座就需要大約2,000年 (25,920÷12)。

每2,000年經過一個星座，地球就受到這個星座的影響。這其實與地球每年環繞太陽一周而每個月（30日）經過一個星座時受到不同的影響一樣。受影響的時間長得多，達2,000年左右。

每2,000年經過一個星座，地球就受到這個星座的影響。這其實與地球每年環繞太陽一周而每個月（30日）經過一個星座時受到不同的影響一樣。但是，當地球圍繞銀河系時受影響的時間則長得多了，達2,000年左右。

今年是2022年，我們整個太陽系已經邁進新的一個紀元了。我們正在離開雙魚座紀元 Age of Pisces，進入水瓶座紀元 Age of Aquarius。這兩個星座對人類思維取向和行為，發揮不同的影響。大家可以從多種途徑知道每個星座的性格。在此我只說出雙魚和水瓶的主要分別。 

雙魚座的特徵是大愛 Universal Love，大眾宗教信仰 World Religions，大眾政治意識形態 Mass Ideology，群體性（魚群，羊群，尊崇領導者，牧師，精神領袖，KOL意見領袖，追隨歌星明星的粉絲，追隨時尚，等等）。 

雙魚座 Pisces 的符號是在水中央的兩條魚，象徵群體生活和群體思意識。所以，過去兩千年重視的，是宗教和政治信仰 Religious & Political Orthodoxy，不重視個人的判斷和思考。所謂 "信者得救"，要謙卑地信，要絕對服從一個神，忠於一個宗教，忠於一個意識形態。 

相反，水瓶座 Aquarius 的符號是一個人在肩頸上托着一個空的瓶子。這個人要到外面去打水(a man carrying a pitcher in search of water), 水在西洋占星學中代表智慧。符號的三個特徵是(1) 獨自一個人 (2) 尋找 (3) 智慧和真理。雙魚座世代的人無需要尋求自己的真理。魚一生出來就活在水裡。但水瓶座世代的人寧願自己去 "打水" (尋求智慧)。水瓶座的人思想很獨立，不願意接受別人的灌輸，堅持要自己尋找。 

一個勇敢的年輕人閱讀奧威爾的著作：探討我們自由探索之路

A Brave Young Teen Reads Orwell: Reflections on the Nature of Non-Coercive Inquiry – by Dr. Emanuel Garcia  (2023-02-01)

https://www.globalresearch.ca/brave-young-teen-reads-orwell-reflections-nature-non-coercive-inquiry/5806663

一個勇敢的年輕人閱讀奧威爾的著作：探討我們自由探索之路

大約一年前，在一個 “抵制疫苗接種” 運動的一次集會上，我偶然與一位朋友十幾歲的女兒交談。她的母親是一位音樂家，而她也熱愛音樂。她就讀於新西蘭威靈頓的一所私立女子高中。我問了她關於學校的情況，特別是關於她在高年級英語課上，閱讀什麼文學作品。 我很驚訝地發現他們的閱讀課上，沒有安排學生閱讀小說 …… 所以我進一步詢問了她。她告訴我，“我們只閱讀一些文學作品的輯錄。而完整的著作方面﹑在過去一個學年，我們只閱讀過一本。”

換句話說，在表面上是世界第一的西方教育體系中，她在一所著名女子學校的初中和高中期間，課程幾乎沒有包括文學的因素。

我不敢問她的歷史課。並且﹐我把奧威爾最著名的一本小說《1984》借給她閱讀。 令我高興的是，她在兩週內讀完了這本小說。 我對她的閱讀興趣一點也不驚訝，因為在我看來她是一個好奇心強、渴望學習的人。 此外，我知道她至今仍然堅決拒絕接種疫苗，並且是學校裡為數不多﹑拒絕戴口罩的學生之一。被困在一群不假思索﹑願意順從的同學之中，她的獨立個性更為凸顯。

此外，我更知道由於新西蘭當時的總理 Jacinda Ardern 為了用來懲罰不願意接種疫苗的人，而實施了一些隔離政策，使得這位成熟好學，喜歡音樂的年輕女孩，被剝奪了參加暑期音樂夏令營的機會。

舉辦暑期課程的音樂教師沒有勇氣，又或者欠缺智慧，沒有讓這位有天份又健康的年輕音樂家，加入他們這年的合奏團，理由是他們只接受 “已接種了疫苗的學生”，而這位被拒之門外的少年音樂家，在過去一直都是這個活動的熱衷成員。

我上次閱讀奧威爾的《1984》一書，距離現在已經很久了。但我仍然清楚記得這本書的最後部份，主要描述的是一個未來的專制政府，如何向人民進行心理上和肉體上的折磨。

我很想知道一個年輕的頭腦會對這樣一本具有挑戰性的書，有如何的反應，以及她如何解讀和理解其中的信息。

我想知道一個年輕的頭腦是否能夠理解一個獨裁國家的壓迫能力，甚至不惜將詞語的含義變成相反的意思，並且把歷史改寫以適應它的政治需要。

我想知道這位少年是否理解自由表達和公開辯論的概念，因為她現時生活在一個 “新冠狀病毒文化” 中，每個拒絕接受官方論調的人都被 “取消”，被排斥。

我也想知道她在學校學的是什麼，以及她是如何在學校接受教育的。

在“新冠病毒戰爭”的陰影下，過去三年幾乎所有的一切，都是似乎為了扼殺和消除每個人的思想自由。事實上，政府官員和官方認可的假專家，為防止公開辯論，搬出所謂 “科學” 作為理據，但就不容許大家細看這個 “科學”是基於什麼原則和數據而成立的。

任何人試圖提出不同意見，都遭到社交媒體排斥。 任何醫生要求官方公開他們那些壓迫性措施，和公共衛生指令背後的證據，都受到迫害。 那些敢於捍衛個人權利，拒絕讓自己身體被不明來歷，有效性成疑的 "疫苗"侵害的人，都被隔離和懲罰。

我們從過去三年的政府壓迫中學到一件事，那是我們曾經信任的權威（在政府、大眾媒體、“科學”社群、商業界、娛樂業，甚至體育界等方面的權威人士）已經表明自己是完全腐敗和懦弱的。 他們打壓辯論，反對公開交流，拒絕質詢，以及堅持認為他們的觀點是 “唯一” 並 “正確” 的觀點，這一切都暴露了他們的真面目。

但是現在的年輕人呢？ 他們似乎對歷史知之甚少，更不了解為保護我們不可剝奪的言論自由權而進行的艱鉅鬥爭。 這不是年輕人的錯，而是出賣他們的國家和社會機構的錯。

我朋友的女兒是個例外，她有勇氣抗拒同齡人和學校的壓力，也有尋找書籍（完整一本書，而不是零散的片段）的好奇心。 我也有幸遇到其他幾位勇敢而傑出的青年，他們拒抗了戴面罩的命令、不服從、不放棄對自己身體應有的主權，忍受了被排斥和被嘲笑，仍然保持了個人的尊嚴和獨立。

FateAndTheFuture: 其實，以上的那個少女，和其他勇於有自己立場的年輕人，他們之能夠抵擋外來的壓力，堅持己見，在很大程度上，應該歸功於他們的父母。如果沒有父母的支持和鼓勵，沒有父母的培育，沒有父母傳遞的價值觀，道德標準，信念等，他們很可能早就已經屈服了。一個被孤立的人，要面對來自社會和政府的龐大壓力，是非常艱難的。但有了來自家庭和親人的支持，成功與大環境的勢力抗衡就變得事半功倍了。

因此，所有政客，所有的當權者都知道，為了鞏固和擴張他們的權力，他們必須把家庭這個最原始和最基本的組織粉碎。團結的家庭就是統治者最大的敵人，最強的對手。

不論是獨裁者，民主制度的政客，社會福利制度的大政府，共產政權，世界一體化大政府等，都不能容忍社會上存在著數十萬計的團結家庭，無論是大或小。

若果我們希望捍衛人類和個人的自由，就要恢復家庭的地位和功能，恢復傳統的社會組織，恢復傳統的倫理，恢復父母子女的正確關係，而不是透過什麼革命來達致的。

所有革命都只能帶來破壞，而在革命留下的廢堆上，和平共存的共識都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就是強權，獨裁，欺騙，洗腦，指鹿為馬，掛羊頭賣狗肉的 "政府"。

"謝謝你，政府，通過徹底摧毀我的生計、工作、收入、婚姻、家庭、健康和自由來保護我免於患流感。衷心感謝 !"

"如果你想看看人類未來的光景，請想像一個人他的臉被一隻靴子踩著 - 一直至永遠。" -  奧威爾 George Orwell

Erich Fromm - Escape From Freedom 《逃離自由》

Age of the Masses / 群眾的世代

The Paradox of Freedom (brainpickings)

https://www.brainpickings.org/2018/04/17/erich-fromm-escape-from-freedom/

自由的問題是它具有雙重性。這兩個方面互相有矛盾的。現代人擺脫了舊社會的傳統束縛。這雖然給了每個人從所未有的獨立感，但同時也讓他感到孤獨和孤立。自由卻讓現代人充滿了不安和焦慮，驅使他尋求新的主人，新的崇拜對象，令他在向權威者屈服，從而再次找到安全感，新的意義，新的寄託。為了逃避自由帶來的不安和孤寂感，現代人會不由自主地，作出一些非理性的行為，以便擺脫這個自由，把它顯給任何可以安撫他們的人。

擺脫了傳統給他的規範和生命意義，現代人很焦慮，因此他寧可想自由交給各種獨裁者，或者把自己變成一個巨型機器中的一個渺小齒輪。作為巨型機器的一小部份，他得到安全感，他感到自己有意義。

儘管我們都喜歡將自己視為掌握著自己的命運，相信永遠不會願意放棄我們的自由。但事實上，自由不是任何人都能承受的。

我們受到無數意識形態、社會、經濟、政治和心理因素的支配，這些因素削弱了我們的自由參數。神經科學家克里斯托夫·科赫 (Christoph Koch) 在他關於自由意志的論文中明確指出：“自由始終是一個程度的問題，而不是絕對的好事。 人們可以承受的自由程度是因人而異的。” 

一般人能夠承受的自由程度之多少，是取決於什麼的？這是偉大的德國哲學家和心理學家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1900 年 3 月 23 日至 1980 年 3 月 18 日）第一部主要著作《逃離自由》（1941 年）中所探索的。在這本書中，弗洛姆承認他只能夠提出 diagnostic “診斷" 而不是提供 prognostic "解決方案"。他的著作是在二戰期間，當人類處於最危殆，和瘋狂的時期寫成的。

弗洛姆論文的核心是自由是一種反磁力的概念 : 迫使我們逃避它；弗洛姆稱之為積極的自由。另一方面，它驅使我們逃離它，這是消極自由的一種表現 (麻醉自己)。現代文明以多種實際方式解放了人類，為我們提供了各種積極的自由，但在心理影響上卻引發了消極自由的災難。

至於在德國發生的猶太人受到大滅絕的恐怖事情 : 當數以百萬人不單止認可﹑並且還積極參與謀殺數百萬人的行為 —— 弗洛姆指出，許多人選擇了一些安全方便的解釋把它合理化算了：例如，暗示這只是“少數人的瘋狂”；或者只是某些國家的人民，例如德國和意大利，由於缺乏足夠長久的民主培訓，因此特別容易受到獨裁者的操縱；又或者只是希特拉和他的販夫走卒利用詭計和蠻力獲得群眾的授權。弗魯姆認為，這些都是危險的妄想，使我們無法面對問題的核心，從而無法防止未來再爆發同樣暴行的可能性。

"在大屠 Holocaust 殺之後的幾年間，這些方便的解釋之謬誤，已經變得顯而易見。我們不得不承認，數以百萬計的德國人，當時渴望放棄他們的自由。非常諷刺地，他們當時的情緒就像他們的先輩爭取自由一樣，兩者的出發點都是非理性的，極度情緒化的。他們的目的不是要自由，而是尋求擺脫當前令他們不安，困擾着他們的狀況而已。我們還認識到，民主危機不是意大利或德國特有的問題，而是每個現代國家都面臨的問題。即使有些人沒有被這種情緒感染，但他們卻選擇旁觀，沒有站出來干預。威脅人類自由的敵人（獨裁者）選擇那種標誌，那種口號都無關緊要：不論是以反法西斯主義的名義來攻擊異己，或是以法西斯主義的口號，都同樣危害自由，同樣可以出現不人道的行為。”

弗洛姆認為，答案在於理解在我們每個人的內心深處，都有希特勒的影子，亦有各種形式的瘋狂行為的傾向，但也有愛與美的潛力。人類最美麗和最醜陋的傾向，不是固定的、不是天性的一部分，而是社會過程的結晶。雖然人創造了他的環境。但人也反過來被他創造的社會影響他的行為。..........

Le Bon - The Psychology of Crowds 群眾的心理

 

Le Bon - The Psychology of Crowds 群眾的心理

要了解群眾的思維，我們首先要知道我們的無意識（或潛意式）反應在我們的思想運作中，發揮著主導作用。一個人的行為，受到無意識的驅使，多於受制於有意識的思考。....

在集體(群體)思維上 the collective mind ，每個個人的智力以及獨特的個性，都被大大削弱，而潛意識的反應就佔了上風。

沉浸在群體中一段時間的人，很快就會發現自己處於一種狀態，與一個被催眠的人的狀態非常相似。大腦的活動癱瘓，催眠師可以隨意指揮他。他的個人意識完全消失了；他的意志力和洞察力都喪失了。所有的感覺和思想都朝著催眠師確定的方向走。

任何人想影響群眾的意識，必須先把抽象的理論簡化，把它變成絕對性 absolute、毫無疑問的，不容妥協的東西 uncompromising。要把抽象的意識簡化為圖像 simple shape。群眾最容易受到圖像的影響。這些類似圖像的意識 image-like ideas 不必在邏輯上聯繫起來，即使是自相矛盾也不是問題。 

一連串的邏輯論證，對於群眾來說是完全無法理解的。因此可以說他們沒有推理能力，即使有，也會是錯誤的。演說家最好可以喚起一些意象。群眾最容易受到意象的感動。

所有宗教或政治信條的創始人，都是通過一些狂熱的情緒，來鼓舞群眾，從而取得成功。他們讓人們在敬拜和順服的情緒中找到了幸福，在敬拜和順服中準備好為自己的偶像和意像捨棄性命。在每一個時代都是如此。

群眾隨時準備傾聽意志堅強的人。這些領袖知道如何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群眾。聚集在群眾之中的人失去了所有意志力，他們本能地傾向擁有他們所缺乏 (即個人意志) 的人。為了向群聚灌輸某些意識和信念，領導者會借助三種權宜之計，那就是肯定 affirmation、重複 repetition，和群眾之間產生的傳染力 contagion。

肯定，必須要是純粹而簡單，不容許有任何推理和證據，是讓一個想法無條件地進入群眾頭腦的最可靠方法之一。但這個肯定還要不斷的重複，否則肯定不會產生真正的影響力。

當一個肯定被充分重複，而且在這種重複中達到一致性，就會形成所謂的輿論潮，這就會讓強大的傳染機制把這個肯定了的想法深入群眾的思維了。

Michael Biddiss - The Age of the Masses 群眾的世代

Michael Biddiss - The Age of the Masses 群眾的世代

群體社會的誕生，是所有研究近百年歷史的人所遇到的最基本的事實。

這個時代最明顯的現象就是被擠壓和窒息的感覺，好像處身於一群被欺騙、被剝削和被引導的羊群中。

許多知識分子都為群眾的平庸嘆息，並認為這是對人類思想進步的威脅。他們竭盡全力對抗這個趨勢，但都無濟於事。

群體世代下，一個政府的成功取決於贏得的選票數量；而在商業上，一個新產品的成功就取決於銷量。在每個領域，數量是戰勝質量的。

通訊方式反映一個時代。今天，電影、電台和電視的大眾傳播系統，對大眾的思想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透過這些集體傳播工具，群眾很容易被不擇手段的野心家操縱。 一方面，大眾傳媒的出現導致了知識的普及。 但另一方面，這些知識是通過第二手或第三手獲得的。群眾習慣了被動地接收這種知識，就不會再加以思考和批判了。

哲學家 Kierkegaard 克爾凱郭爾曾指出，群眾和大形媒體的興起，促進了謊言的散播效率。任何的政治宣傳都可以最快速地，最有效地，最直接地，在同一時間內，重複地，傳到每一個人的腦袋裡。大眾媒體是思想灌輸的最佳工具。

有多少人明白 “自由” 的真正代價 ?

希望大家喜歡“自由，我和你高歌一曲”。人人都喜歡自由。人人都知道自由可貴。絕大部分人都說要爭取自由。但奇怪的就是大部分人的行為與言辭，是相違背的。事實上，即使很艱辛地成功爭取到自由，但自由的日子也很快就結束了。這並非“自由”被剝奪，而是人們自己把辛苦得來的“自由”雙手奉送出去。

歷史上曾經多次出現過民眾群起來，把專橫的統治者拖下來，或把異族的侵略者趕走。但勝利往往都很短暫。流了大量的血，喪失了無數的生命，都是換湯而不換藥，只不過是把“自由”從一幫統治者的手上，移到另一幫統治者的手上而已。

“自由” 與 “平等” 是不能共存的

這個奇怪的現象可以歸咎於一般人對“自由”的錯誤理解。法國大革命就是眾多革命之中的表表者，而法國大革命的旗幟就標榜著“自由”，“平等”，“博愛” 的三個偉大理想和概念。問題就在於這些概念不能共存。

我們暫且不談 “博愛”，因為這個概念十分空洞，尤其是與人性有出入。自有人類歷史以來，博愛就是從來未實際出現過，只出現於一些哲學家的腦裡。稍有常識和觀察力的人都知道，“愛” 是自私的，是限於自己最親近的人。社會的圈子越大，“愛”就越淡薄。每個人都要為生存而爭取有限的資源。資源越不足，“愛心” 就越薄弱。當資源充沛，人人才會變得更慷慨，對陌生人也會多了點“愛心”。

至於 “自由” 和 “平等” 這兩個概念，就像水火一樣的不容的。每個人的能力和成功的條件都是不平等的，這是與生俱來的，是屬大自然的定律。因此，在自由情況下，每個人根據自己的條件發展，各人的收穫和成就必定有所不同。有人成功，有人失敗。每個人亦要為自己的決策和選擇負上責任。在自由情況下，可能稍有不慎就要終身遺憾。

所以話，“自由” 不是人人都有條件擁有的。要擁有“自由”就要願意為 “自由” 的後果負上責任。因此，當我們還是孩子，還未成熟的時候，我們就沒有自由。要等到我們長大成人，有了責任感，明白到自己要為自己的決策負責，才可以從父母方面續漸取得自由。

“自由” 是建於 “自足” 之上

大家還要知道，“自由” 是建於“自足”之上的。孩子沒有自由，除了因為意識和意志未成熟以外，亦是由於他們經濟上未能夠獨立。孩子要靠父母提供生活的必須，因此沒有條件擁有“自由”。

同樣，社會上，任何人想擁有自由，就首先要有經濟獨立的能力。能夠靠自己，不需要靠別人的恩惠和施捨，才可以擁有真正的自由。在以前的社會，只有貴族，大地主和富商，才享有自由。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就出現了一些所謂 “自由職業” (Liberal Professions)，例如醫生，律師，大學講者，會計師等等。他們不受僱於一個主人，可以獨立開門執業。但隨著科技的發展，和各行各業之受到政府的規管，這些 “自由職業” 亦變了質。醫生，律師，會計師，大學教授等等，都要依賴大機構，或直接和間接受聘於政府。“自由職業” 也不再是自由了。

依靠政府，和欠債的人，都沒有自由

故此大家可以明白到，政府推行福利制度，其實就是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政府就是借口改善民生，實際上就是要令人民不依靠政府的恩惠不可。“自由身” 與 “奴隸” 的分別就是在於前者不求人，而後者不能獨立生存。所以話，現代福利或社會主義制度之下，絕大部分人民都是不自覺的 “奴隸”。

當權者還不斷鼓勵人民借錢購買房屋，和各類奢侈品。以前的傳統價值觀之下，父母對子女的敦促就是 “千萬不要欠債”。今天的政府和大財團就相反向人民灌輸 “信貸” 的 “經濟效益”。欠債的人又何來會有自由呢﹖今天大部分人，不是欠債就是依靠政府過活。這個情況下，自由不能存在的。

人民越是依賴政府，政府的權力就越堅固。以回歸“祖國”的香港為例，本地的經濟就越來越依靠大陸。到了今天，我們差不多完全依賴大陸的“自由行”旅客的消費，以至大陸官員警告我們說，“若不是中央政府關照你們，你們早已經完蛋了﹗”你吃人家的，穿人家的，你就是屬於人家的。香港到了這個地步，不知是否香港政府有意識地做成的，但毫無疑問的就是這個情況是絕對有利於政府的統治和促使香港和大陸的一體化。

共產制度和福利制度都有個共通點，就是要人民絕對依靠政府。西方社會福利國家的口號就是 “從搖籃到棺材，政府都為你安排好” (from cradle to the grave)。人民若要生命有保障，就要希望政府永遠存在和壯大。至於共產國家，人民就是無產，無家，無組織，無權，無選擇，無思想，任由共產黨擺布。

有了 “民主”，不等於就是有 “自由”

一個社會，資源越是貧乏，窮人就越多，貧富就越懸殊。在這情況下，要求政府駕入，插手干預自由市場運作，把各人的財富再分配，這種種的聲音就越大。這是人性的表現。看見自己沒有，而人家有，一般人都寧可放棄什麼崇高的 “自由” 理想，來換取 “平等”。

“民主” (Democracy) 就是這樣的。“民主” 就是要少數人服從多數。透過向成功人士征稅，再分給失敗者，這卻符合民主的大原則。“共產制度”，“民主制度” 以及 “社會福利制度”，其實都是同一個出發點，同一個目標，只不過是形式和手段有所不同而已。最終的結果都是壯大政府的權力，削弱個人的自由。

如果犧牲了“自由”，而真的換來 “平等”，那還可以接受。但事實並非如此。對於大部分人來說，平等就是平等了，只不過是平等地沒有自由，平等地窮，平等地受制於大政府。監獄中的囚犯個個都是平等。一個奴隸社會之下，人人當然是平等，因為人人都是奴隸。權利就永遠不會是平等分配的。不論是在專制或民主制度之，有權有勢又有 “自由” 的人總是極少數。

今天香港政府強要推行 “國民教育”。但是，要接受洗腦的只限於沒有獨立經濟能力的大眾。有錢送子女到國際學校或出國留學的人，他們有 “自由” 去選擇。相反，沒有錢的人就只好送子女到政府支助的學校去，他們就沒有選擇不接受洗腦的自由。

為了取得政府保障的 “平等” 而放棄自由和自主權，人們到頭來就是賠了夫人又折兵，受雙重的損失。

“平等”和“自由”，兩者只能擇一。

“社會保障”和“自由”，兩者只能擇一。

“民主”和“自由”，兩者只能擇一。

“國家為重”與“自由”，兩者亦只能擇一。

要分清楚 “資本主義” 與 “金融主義”

要看清楚 “資本” 和 “金融” 的分別，才明白黃金和法定貨幣的分別，才可以避免自己的財富被政府和銀行明搶暗劫。

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實真正的資本主義制度早已經死了。現今的制度只是掛著羊頭，而實際上是賣狗肉，的金融主義制度。兩者有限大的分別。

資本制度 (Capitalism) 是建立在社會各界的累積儲蓄之上，而積蓄絕大部份則來自實質生產。相反，金融制度 (Financialism) 是依賴投機活動和信貸的增長來推動經濟。信貸是資本衍生出來的杠杆產品。

由政府允許之下，銀行實施的部份儲備制度 (Fractional Reserve Banking) 就是把資本杠杆化的工具。銀行的全部資金 (Capital) 就是來自客戶的存款。銀行利用這些存款作向外放出的信貸，就是衍生出來的杠杆金融產品 (Highly Leveraged Financial Derivatives)。初時杠杆倍數較低，風險亦相對交低。例如，銀行有十萬元存款，但只把五萬借出去，即使信貸的十分一是壞帳，還不算太嚴重。

但發展下去，銀行的膽大了，相應政府希望以放寬信貸來刺激經濟，從而又可以增加稅收，這個杠杆的倍數開始急升。到了今天，銀行和政府齊心合力之下，資本的杠杆已到了瘋狂程度。信貸不只是銀行資金（客戶存款）的百分百，而可能是存款的一百倍或更多。銀行甚至有很多賭博性的活動不納入帳目 (Off Balance Sheet Credit Swaps)，所以真正的杠杆程度沒有人可以準確知道。

銀行的部份儲備制度就是剝削存戶，任意動用存戶的資本來作高風險賭博。賺了的歸銀行所得，虧損的則歸存戶負擔。今次塞浦路斯的銀行面臨破產而要政府幫助向存戶開刀就是個典型例子。真正的資本主義制度是高度重視儲蓄者的資金，因為只有這些儲蓄才是真正的資本（＊）。 

（＊）這就是摩根大通的創始人 J.P. Morgan 所謂的 “黃金就是貨幣，其餘統統都是信貸” (Gold is money, everything else is credit) 的意思。

為金融機構和政府的利益而建立的金融主義制度，就偏偏透過銀行部份儲備制度，鼓勵大量發放信貸，透過通脹來把存戶的積蓄蠶食，破壞資本。所以話，金融主義制度是為銀行和政府而設的。相反，資本主義制度是鼓勵人民積蓄，維護人民的財富。

資本主義是以每個人為本。金融主義是為大政府，金融機構，和大企業融資而設的，是以統治階層為本。所以大家明白了這個真相之後，不應該再喊什麼 “打倒資本主義” 這類無知的口號。要打倒的，應該是以大政府和銀行為首的 “金融主義” 吧。

要大聲疾呼﹕“還我資本主義﹗還我真貨幣﹗不要利用放貸和發債的掩護，奪取我的積蓄 ! ”

政府是隱藏在社會體內的寄生蟲

政府是隱藏在社會體內的寄生蟲
Government is the Problem, Not the Solution to Problems。

政府就是問題的根源，又豈能寄望政府解決問題﹖ 凡是問題都只會把政府壯大，問題是政府的營養素，是政府的生存理由，沒有問題，政府就會立即枯萎。

要了解一個複雜或抽象的問題，利用適當的隱喻 (metaphor) 是非常有力的一個工具。當權者與被統治者，或政府與民間，兩者之間的關係，就是一個典型例子。由於長期不知不覺接受官方教育的影響，很多人眼中的政府是仁慈的，是大公無私地為人民謀福祉的一個必需要存在的東西，是人類與生俱來的一部份，是社會不可缺少的元素。

有人更甚至認為沒有政府，社會就必然崩潰，所以有個壞政府總比沒有政府好。還有人認為若要社會運作得順利，政府就必需擁有無比的權力和威嚴，以便落實其政策，促進民生，調解民間的糾紛，捍衛社會秩序，推動經濟，促進就業，保障“弱勢社群”的福利，計劃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長遠方針。

只有很少數的人會停下來想一想，政府是隨著歷史不斷擴張的一個社會發展的副產品。環看歷史，我們察覺到，一個越富裕的社會，它的統治架構就越龐大，所吸取的社會資源亦越多。

一個農業社會的生產力遠比不上一個工業社會。一個工業社會的生產力又比不上一個科技及知信社會。生產力較強的社會，它的政府也比一個生產力較弱的社會更龐大和更揮霍。

英明的統治者都知道自己所色演的角色，那就是俗語所謂的“收取保護費”的一種寄生角色。英明的統治者亦明白他之所以能夠生存，是要依賴向他提供營養素的那個主體，也即是社會。他明白到不能吸取過量的資源，否則主體不能健康活著，令寄生虫也面臨生存的危機。

但是，英明的統治者實在罕有。一般的規律就是寄生虫越吃得多，胃口就越大，而習慣了多吃就不會自願縮緊。即使主體出現營養不足，寄生虫一點也不在乎，繼續大吃直至同歸於盡為止。

過去兩個世紀，人類的突破性高速發展，都是由於十八和十九世紀出現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制度與其衍生出來的工業和科技革命。以上之可以在那個時候出現，正因為當時英國和美洲的政府採取少管，甚至不管的政策，任由市場（社會）自己發揮其創造力和自我調節能力。

社會的財富是社會結合每個人的智慧和動力一起產生的。正如一個成功品牌，它的財富是創業者創造的。產品的背後當然需要有管理的架構，但財富是主要靠創品人和一少群設計部門產生的。管理架構絕對不能太龐大，反而是越細小越好。會計部，人力資源部，雖然不可沒有，但卻不能過大。政府也如是。

最好的政府都只不過辦理協調的工作。可是，即使好的政府，到了後期都必定受到權力的腐化。所以，好的政府是例外，壞的政府是常規。一般美其名的政府，實際上只不過是個統治階層為著鞏固他們的統治專利，而把社會各階層，各利益團體，各社區，各地區的人分化，製造人為的矛盾。

為著方便統治，政府需要透過發放利益，來樹立一個擁護它的階層。但是，政府不能製造財富的。政府只能夠利用它獨有的權力，從社會上最有生產力的一群，透過所謂的稅收，奪取一部份資源，來作為賄賂和收買支持者 (領取福利階層，公營機構，與一班官僚) 的經費。

換句話說，政府不能製造財富，只能從社會中吸取財富，然後再分配給其支持者 (government cannot generate wealth, it can only redistribute wealth to its supporters)。被政府吸取了的財富原本就是社會（自由市場）可動用的生產力，現在就被政府拿去了作其政治本錢。

當然，為了把自己的統治地位（權力專利）合理化，政府透過  “教育”  向人民灌輸一些適當的意識，例如什麼只有政府才能提供社會上和經濟上的協調，什麼政府的消失必然帶社會和經濟動蕩的恐嚇。

沒有政府的干預，社會和經濟不但可以運作，還可以運作得更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十八世紀英國，在自由市場和小政府的環境之下，出現的工業革命，十九世紀美國，在弱勢中央政府之下，出現的財富積累。沒有以上的兩個頗大的自由空間，現代文明卻不會出現。

四十年前的香港，1975-1980年之前，普及教育主要是由自由市場提供的。當時的學府林林總總，在有競爭和有賞有罰的環境中，向大眾子弟提供了優質卻價錢合理的教育機會。到了今天，香港政府完全取得了教育的專利，但質素下降，而對沒有能力送子女到國際學校的大眾市民而言，教育或是平等了，但都只是平等下落，優質教育卻只是有錢人才可以高攀。

新奴隸制度下的 "債努"

『最無可救藥的人，就是當自己明明是個奴隸，但偏偏認為自己是享有自由』 - 歌德

 

新奴隸制度下的債努 :

新奴隸制度下的努隸，不會意識到自己是奴隸的，反認為自己中產人士，是社會的主人翁。

你的物業，是你欠銀行的債

物業的價值，是依賴銀行發出的所有房地貸款泡沫撐住

你的股票，是企業欠你的債

你的債券，是發債人（企業，政府）欠你的債

你的貨幣（政府發放的票據）是政府欠你的債

你存在銀行的積蓄，是銀行欠你的債

你存在銀行的積蓄，是銀行欠你的債

你存在基金的積蓄，是基金欠你的債

你存在退休基金的積蓄，是退休基金欠你的債

你買人壽保險，是保險公司欠你的債

你買醫療保險，是保險公司欠你的債

貨幣數碼化，就是把你的積蓄永遠鎖起，政府欠你的債永遠無需要償還，由政府決定如何支配你的積蓄。

Bastiat - When plunder becomes a way of life

當掠奪成為了社會上一些人的習慣，他們就會 慢慢確保這種行為合理化和合法化，以道德來 掩飾他們的掠奪行為。

 

 

Tennessee Ernie Ford - 16 Tons 債奴之歌

Tennessee Ernie Ford - 16 Tons  債奴之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Rh0QiXyZSk

(1) 有說人是泥土造出來的，但窮人的身軀是血和肌肉，皮膚和骨骼造成的，一個細小的腦袋，但堅硬的背脊。

(2) 搬了十六噸煤，又得來什麼？年紀大了一天，換來就只有更多的債。聖彼得阿，祢不要向我招手阿，我身不由己阿，我的靈魂都按了給老闆阿。

(3) 我出世的那天，太陽也不照耀，在工頭的呼聲下，我拾起鐵鏟趕到煤礦去。

(4) 搬了十六噸煤，又得來什麼？年紀大了一天，換來就只有更多的債。聖彼得阿，祢不要向我招手阿，我身不由己阿，我的靈魂都按了給老闆阿。

(5) 我出世的那天，下著髦髦細雨，我天生有勇無謀自找煩惱，我的老母聲大如雷，只有她才可以把我馴服。

(6) 搬了十六噸煤，又得來什麼？年紀大了一天，換來就只有更多的債。聖彼得阿，祢不要向我招手阿，我身不由己阿，我的靈魂都按了給老闆阿。

(7) 任何人都最好給我讓路，沒有人能敵得過我的拳頭，阻我去路的人都不得好。

(8) 搬了十六噸煤，又得來什麼？年紀大了一天，換來就只有更多的債。聖彼得阿，祢不要向我招手阿，我身不由己阿，我的靈魂都按了給老闆阿。

政府只是社會持份者之一 , 何以擁有『貨幣』（財富）的專利 ?

統治者的權力來自兩個專利﹕(1) 武力專利﹐(2) 貨幣專利﹐而兩者之間最重要還是貨幣專利﹐因為俗語有云『有錢能使鬼推磨』。統治者的所有其餘專利（教育﹐資訊﹐福利﹐投資﹐等等）也都是來自貨幣的專利。貨幣是什麼﹖在絕大多數人的眼中﹐『貨幣』就是作為交易的工具。

傳統上『貨幣』應該有兩個角色﹕(1) 保存財富的價值 Store of Value﹐(2) 方便交易的工具Medium of Exchange。因此﹐任何可以擔當貨幣角色的東西﹐都應該能夠滿足以上兩個功能的本質﹐既可保值﹐亦可得到廣泛接受。人類幾千年以來﹐都只能找到一種最佳的『貨幣』﹐那就是黃金﹐和白銀。這個共識維持了幾千年﹐直到1971年﹐人類才進入一個『法定貨幣』Fiat Currency 體制﹐由政府透過所謂『獨立』的『中央銀行』發放沒有任何實物作抵押的政府專利貨幣﹐取代一個歷來自己通行﹐不屬於任何政府﹐而屬於全人類﹐的貴金屬貨幣。

當然﹐1971年之前﹐當貨幣的價值還依靠背後的黃金﹐實際上在市面流通的『貨幣』已是一種間接的貨幣﹐是真正貨幣的代用品﹐是代替實物黃金和白銀的『票據』﹐俗稱『鈔票』和『銀紙』Bank Notes。

當1971年﹐貨幣完全與背後的黃金脫離關係之後﹐這些『票據』就充當『貨幣』了。以昔日貨幣的雙重角色﹕(1) 保值﹐(2) 流通﹐就只剩下後者﹐而保值的功能就消失了。既然『法定貨幣』不能夠保值﹐就不再是『財富』了。『貨幣』與『財富』要分家了。

昔日的真正貨幣的『財富』Wealth角色現在就遷移到『資產』Assets身上了。由於政府奪取了發放貨幣的專利﹐就壟斷了貨幣的供應﹐也就控制了資產的價格。所謂可投資的『資產』不外乎地產﹐股票﹐和債券等的金融產品。政府透過控制利率和『銀行存款儲備金』﹐提高能銀行放貸﹐降低利率﹐就可以鼓勵人民大量借貸﹐以高槓桿形式﹐購買這些『資產』。

這種美其名『投資』其實是高槓桿﹐高風險的投機賭博。得益的一方是政府﹐和其背後的金融財閥﹐因為有政府在後面控制利率﹐鼓勵借貸﹐必然就是把這些『資產』的價格托高﹐令資產泡沫化。所謂『投資者』再沒有安全途徑﹐以儲蓄來保管辛苦賺來的財富﹐被迫進行高風險的賭博﹐以及孭起大量的債。而把這些『資產』以天價來賣給人民﹐就是政府與其金融財閥合伙人。

好了﹐當這些資產泡沫到了不能維持的時候﹐就要爆破﹐而受害的就是被政府和財閥逼上投機之路的普羅『投資者』。即使資產價格大幅度下跌了﹐但錢已經落了出售資產的一群（政府﹐地產商﹐金融機構）。若是金融機構不幸也受損﹐政府則以『救市』來向它們補貼。這個遊戲﹐一邊永遠贏﹐另一邊多數輸。

1971至今已49年﹐將近半個世紀。一般人已經記不起曾經有真正能夠保值的貨幣這一回事了。他們還認為貨幣必然就是政府發的啦。福利制度下﹐大政府制度下﹐社會上差不多所有的﹐都不是屬於政府的嗎﹐由小學教育﹐到公共醫療﹐和支助房屋﹐到所有工商業﹐傳播業﹐廢物回收﹐大廈保安等﹐的營運牌照都屬於政府的。『貨幣』的發放專利更順理成章是政府之所屬了。人就是這麼容易就接受了政府的洗腦了。49年就足以把幾千年的事實抹掉。

大家不要忘記﹐『貨幣』其實就是『財富』。財富是怎樣得來的﹖一般而言﹐財富是由每個人在不同層面﹐不同領域﹐生產和提供服務賺取的。換句話說﹐財富是市場運作產生的。嚴格來說﹐財富是人民賺取的勞動報酬﹐減除生活開支﹐剩下來的積蓄。

在這個生產鏈上﹐政府的角色只是提供一個有秩序和公平和安全的競爭環境。為提供以上的『服務』﹐政府向人民徵稅。換句話說﹐在整個社會上﹐政府與所有人一樣﹐都是提供服務﹐來賺取回報。政府只是社會的所有持份者之一。為何這個持份者竟然可以奪得『貨幣』（財富）的專利和壟斷權呢﹖這就是政府﹐利用別人的﹐實行福利制度﹐透過『派錢』為誘因﹐以溫水煮蛙式﹐僭建得來的。

所以話﹐要爭取自由﹐還需知道什麼是自由﹐要知道什麼環境下﹐有什麼條件﹐人才可以享有自由。如果連『貨幣』和『財富』都不屬於自己的﹐都受到別人壟斷的﹐就不可能有自由。

正如歌德Goethe說﹐『最無藥可救的人﹐就是那些明明被人奴役﹐還以為自己是自由﹐的那些人。』這些人就是以十億來計算的。希望隨著水瓶座Aquarius的來臨﹐人們漸漸受到水瓶座的感受﹐更加有智慧吧。

從娃娃抓起 中共加緊「紅色教育」

《Age of the Masses 群眾的世代》無意識﹐亡我的境界

https://hk.epochtimes.com/news/2020-11-11/8102856

中國最近加緊了從小學到大學的思想政治教育，以培養它所說的新一代共產主義接班人，並確保「紅色基因」代代相傳。分析人士指出，這是中共為穩固其政權對下一代進行的政治洗腦。

家長： 學校抓緊兒童思政教育

據美國之音報道，上海居民梁先生退休後每天接送孫子上下學。他發現，最近孩子的學校對政治課教育抓得越來越緊。他說：「一段時間沒有政治課，不考政治，現在又要加了，成為必考，不及格甚麼地方都上不了，不可以不及格。」......

教師： 在兒童中發起造神運動

面對當下校園思政課的全面回潮，雲南教師周平對美國之音說：「其實我覺得，胡錦濤時代倒是比較好的一個和諧社會，現在有一點倒退的意思。」

受訪的其他老師對此不敢多談，建議記者去問當地教育部門。

一些觀察家們指出，自新冠疫情（中共病毒疫情）以來，中共政權在全世界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和挑戰，為了穩固其政權，他們想出的一個對策就是從下一代著手，但是在網絡信息時代，這是黔驢技窮的做法。

前中國青年報冰點雜誌主編李大同舉例說，中共最近對朝鮮戰爭的宣傳就是赤裸裸的欺騙。儘管有防火牆，畢竟進入信息時代，真相還是鋪天蓋地，中共能夠騙誰呢？......

學生家長梁先生說，習近平重提思政教育是為了改變中國目前的困境：「鄧小平出來的時候不是說，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嗎？現在一看不行了，想把大家思想固化，從小就像黨衛軍一樣了，讓你從小就聽到共產黨、共產黨、共產黨，好像沒有共產黨中國就沒有希望，反正是老套路，我們真是很擔心啊。」

一位網友說：「80後從小也沒少被洗腦。不過，從小就是看美國動畫片和美劇，聽美國音樂，玩美國遊戲長大。左邊洗腦，右邊釋放，哈哈，只可惜現在孩子的精神生活氛圍不如我們那時候啊。」

中國官媒： 讓紅色基因代代相傳

「辦好思政課，是我非常關心的一件事」，「我們把下一代教育好、培養好，從學校抓起、從娃娃抓起」等習近平語錄，最近被黨媒頻繁傳發。

中共理論刊物《求是》在「讓紅色基因代代相傳」一文中說，「從娃娃抓起」是中共的一個傳統，一大優勢。為此，習近平提出，要用紅色基因教育全國少年兒童，少先隊要高舉隊旗跟黨走。該刊還說，「黨、團、隊（共產黨、青年團、少先隊）一體化行動符合「政治邏輯」，是中共從孩子抓起的組織優勢和保障。

人民日報10月27日報道，習近平在教師節特別強調了思政教育的重要性，並說「共青團要帶領少先隊履職盡責、奮發有為」，稱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特徵」 。......

懷疑政府是真正覺醒 - 利世民

《Age of the Masses 群眾的世代》無意識﹐亡我的境界

懷疑政府是真正覺醒 - 利世民 (蘋果日報 2019)

沙士、武漢肺炎，是天災。大陸政府的種種宣稱，為何總教人懷疑，背後有所隱瞞？更值得探討的問題是，在極權社會，為何謊話比真相更流行？

所有執政者，都會美化自己的存在，更會透過各種承諾建立統治的合理性。然而，政府不是上帝，能力有限；所謂的承諾，美其名是利益再分配，說穿了只不過是透過剝奪一部份人，獎勵另一些人。就算完全共產，亦不能滿足所有人所需。當人人以為自己在佔別人便宜，其實真正得益的，就只有那些借政府規模膨脹而假公濟私的官僚和政客。

執政者或多或少都會對人民說謊；只不過是極權社會統治者的謊言更多，更誇張。極權社會的政權要人民相信，執政者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所以極權社會的政府，絕對不會承認錯誤，甚至連自身有所不足亦不願意承認。

極權社會的媒體，只是統治工具。當言論開始一面倒為政府歌功頌德、塗脂抹粉，幾乎可以斷言，社會向極權方向發展。

理論上，統治者掌握越多真相，越有利鞏固政權。然而，政府由人所組成，當中難免有欺上瞞下的問題。統治者知道的真相，其實比想像中更少。

言論自由，不但保障人民，其實本應也是讓執政者獲得真相的渠道。不過，他們本身有更多不想人知的勾當。所以，極權社會統治者寧願讓貪腐和庸碌無能的爪牙肆虐，亦不會開放言論自由讓社會共同監察政府。

常言道，權力導致腐化，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化。腐化，其實就是謊言的氾濫；絕對的腐化，就是自欺欺人。

不少香港人拒絕相信大陸官方的任何宣稱，一來是出於經驗，這種抉擇亦非沒有理論基礎。另一邊廂，香港越來越似大陸，政府無論講甚麼，都會被人懷疑是為了配合大陸政府隱瞞真相。

信，有不同的層次。事實，是信任的基礎。假如連客觀的真偽都不能確立，遑論要人民相信政府所作所為有正面善良的動機。

信任是雙向的關係；當政府處處防備人民，人民自然會覺得政府有所隱瞞。從前，香港人相信政府，因為行政機關恪守政治中立原則；從前的香港政府是所有香港人的政府，不會製造敵我矛盾。

早在沙士時，政府已經失去香港人的信任。後來，曾蔭權某程度上修補了政府與市民之間的信任，甚至推動可一不可再的政改。特區短短廿多年歷史中，似乎就只有他明白到，信任的另一個基礎，就是身份認同。曾蔭權刻意強調自己「香港仔」的定位，本來只不過是最基本的政治化妝；甚至後來的曾俊華，所走的路線亦大同小異。

香港人，其實不介意被統治。從前殖民地官員，講幾句廣東話，香港人便覺得受落。無錯，當年彭定康落區食蛋撻，就算明知是一場戲，也足以讓大家回味幾十年。

林鄭月娥本來也可以定位做「港女特首」，她偏偏選擇做CY 2.0 ，出盡辦法博取北京的信任；又或者，中共就是要用如此明顯的表態來確立尊卑，將大陸的一套意識形態管控伸延到香港。林鄭月娥以及一眾政治問責官員，在香港人眼中只不過是北京的代理，自然得不到香港人的信任。

下一任行政長官，盡其量也只可以像曾蔭權，局部地修補香港人對政府的信任，但歸根究柢問題出自中共的極權主義。換句話說，香港人懷疑傀儡政府，是理性選擇，是真正的覺醒。

生長在籠中的鳥兒 總會覺得 脫離籠子的念頭 是一種病態

 

為什麼大多數人竟然會將他們的腦袋交給 “專家”

Doug Casey On Why Most People Outsource Their Thinking To "The Experts" - InternationalMan.com  （2021 Jul 08）

為什麼大多數人竟然會將他們的腦袋交給 “專家”

https://internationalman.com/articles/doug-casey-on-why-most-people-outsource-their-thinking-to-the-experts/

International Man 問: 有賴互聯網和現代技術的普及化，現在一般人可以在任何一個問題上，輕鬆地獲得有關的資訊。但是，似乎人們的批判性思維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少。你怎樣解釋這個現象呢？

Doug Casey 答: 在批判性思維方面，技術是一把雙刃的劍。矛盾的是，專業知識和科學研究往往與智慧相悖。我認為這某程度上是因為今天的科技可以向任何人提供一個即時的答案，無需我們做任何思考。我們可以開啟谷歌，答案就在我們的指尖，無需要我們作一點的思考和努力，答案就出現在我們眼前。

讓我們首先定義什麼是批判性思維。我認為批判性思維就是對任何假設性的結論，對所有數據的準確性，要抱著質疑的態度。擁有批判性思考的人永遠不會假設或認為任何資訊都是理所當然，或絕對可以相信的。

我們不能總是確定谷歌提供的答案是不容致疑的。但大多數人卻認為這都是誠實和正確的。然而，考慮到操作谷歌、維基百科和此類網站的人的質素，令我對他們的誠信，以及他們提功的答案有所質疑和防範。

事實上，通過電腦科技可獲得的數據量是非常之大，以至人們有傾向把數量與質量混淆起來，以為量之多就是質的保證。又因為當今事情發生，和資訊湧現的速度之快速，我們似乎沒有時間思考大量訊息的含義。

觀點中獲得答案，然後再加以批判性思考它們的含義。當然，谷歌會列出很多參考。但谷歌亦會把很多被認為是不正確的參考來源刪除。

International Man 問: 無論是在金融、經濟、政治還是許多其他領域，幾乎隨處可見，人們都希望所謂的“專家”告訴他們在某個特定主題上應該如何思考。人們對 “專家” 的這種信任是從哪裡來的？

Doug Casey 答: 隨著數據量和復雜性的增加，大家自然需要專家為我們整理。但一般專家都只是對一個很狹窄的範疇很專注，但就往往欠缺廣泛的綜合知識。人們期待專家代他們作出決定。雖然這是可以理解，但卻是愚蠢的。當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需要作決定時，最好就是去找一位通才和有智慧的人。但是今天這種有智慧的人很缺乏，所以人們只好聽取名人的意見。

名人就是因出名而聞名的人。人們不自覺地認為名人一定對任何事情的認識都比自己的多。一般人知道的不多，但他們感覺對一些名人的認識卻比對朋友、鄰居甚至親戚的認識要多，因此就對名人產生信任，亦因此對他有絕對的信心，即使名人其實是一無所知的。這是大眾媒體的另一個效應。 與其要自己研究某些東西，一般人寧可接受一些虛疑名人如谷歌、維基百科，或某些血肉名人的意見。批判性思維是一項艱苦的工作。況且，質疑權威這種行為常常會為你找來不必要的麻煩。

我們到處可見。在電子媒體上，或電視台上，一個能言善辯、善於表達的人，即使他知道的不多，只要他善於表達並贏得人們的信任，他就可以變成一個即時的專家。我們在電視上的名咀的談話中也看到了這一點。他們其實只是一無所知的演員，但他們長得好看，受到傳媒的推捧，又善於社交，所以就得到人們的信任。任何事情從他們口中說出來就是鐵一般的可信了。

這是不可理解的，而公眾對證書的迷信也是不可理解的。大約三分之一的美國人擁有大學學位，但這只意味著他們花了四年時間和金錢，來接受思想灌輸和洗腦。這不能保證他們的專業知識，更不用說他們的智慧或判斷能力。超過13%的畢業生擁有碩士或博士學位。這並不能證明他們有批判性的獨立思維。

人們很欣慰地相信，如果自己不知道答案，有學位的人就一定會知道答案，因此他們應該擔任領導角色。這已經成為一個大趨勢。

International Man 問: COVID 歇斯底里只是加速了這一趨勢吧。在整個武肺大流行期間，大多數人機械式的相信 “醫學專家”，甚至攻擊那些提出邏輯性的質疑，和以數據挑戰官方論述的人。你又怎樣理解？

Doug Casey 答: 媒體和官方機構從官方認可的機構中選出了一批國家健康醫學專家，然後替他們製造宣傳，並告訴公眾他們是值得信賴的專家。以安東尼·福奇（Anthony Fauci）為例，他有很多權威性的資歷。就像政府機構中的每個高層一樣，即使沒有任何證明他是真的一位稱職的科學家，但可以肯定他是一位非常稱職的玩弄政治家。而且顯然他也很富有，在他管轄的公司中擔任高職位。

無論如何，他是一位終身政府僱員，一個專業的官僚。以前沒有人聽過他的名字，但就突然，不知從那個空間冒出來。在短短的時間，他被提升到一個近乎是獨裁者的地位。

與此同時，有很多其他專家撰寫了大量論文。這些論文得到了同行的好評。他們亦做了認真的實驗室工作，目前正在處理Covid的患者。他們有實際臨床經驗。但他們的觀點卻被主流媒體刪除，因為他們的觀點與沙皇福奇的觀點相違背。

一般人從來沒有聽說過他們的論述，當他們聽到時，這些報導很快就被大眾媒體取消了。最好的例子是有關使用 hydroxychloroquine 羥氯喹和ivermectin 伊維菌素對抗 COVID 病毒的報告。這些報導很快就消失了。更不用說所謂的大疫情根本就是官方有意誇大的。

任何對疫苗有疑問，或否認 COVID 疫苗功效的人，都被描繪成反科學、陰謀論者。我的觀點是，任何屬於實驗性的疫苗都不應採取，這是有正當理由的。特別是當疫苗可能比疾病更加危險。

我所認識的人之中，只有一個感染了有症狀的COVID。他因此病了兩天，然後就完全康復了。我們被政府告知很多人死於這個病毒，但我們確實知道這些人真的是死於這病毒嗎？傷亡的人嚴格來說是都限於年長人士、已患病的人，或癡肥的人。 無論如何，我們都沒有對這些數字進行獨立、公正的驗證。 即使有說健康的年輕人士也有死於COVID，但以往亦曾出現過過健康人士莫名其妙地死於普通流感的例子。那麼，我對官方發表的消息抱有懷疑，這就是我的陰謀？我不知道。我只是相信，過去一年多的日子，將會成為世界歷史上最愚蠢和最羞恥的時代之一。

International Man: 政客、官僚，以及情報機構，顯然是尋求權力，特別是控制權，的統治階級成員。那麼，“醫學和健康專家”成為了政治統治階級的新成員嗎？

Doug Casey: 疾病和對死亡的恐懼比性和金錢更能引起公眾的關注。而且，數十年來，大量科幻書籍和電影已經為公眾做好了準備，這些科幻小說和電影的特點是積極推銷病毒消滅了大部份人類這個主題。 而且這個一點也不足為奇。事實上，生物戰很有可能成為未來我們與中國發生衝突的主要因素。

這些主題目的往往是在告訴人們他們將會生病和死亡，因而危及他們所愛的人。這些因素是促使人們服從政府指示的強大動力。盡管如此，COVID 90% 是由宣傳產生的瘋癲反應。如果有人年老、肥胖或生病，他們可能想要避開人多的場所，這是可以理解的。但為了保護一少數處於高危的人，就封鎖整個地球，這卻是瘋狂的。而且，只因為極少數的人有可能會死於病毒，就強迫每個人都要接種一種安全性和有效性仍然受疑的疫苗，這同樣是精神失常的。

International Man: 你認為這一切會導致什麼的結果，有什麼長遠影響？

Doug Casey: 我怕這一切都帶我們走向一個無處不在的警察國家。

管理國家的人控制著貨幣供應、經濟、教育系統和媒體。他們已經控制了醫療系統。他們也在用新的世俗宗教取代傳統宗教。

傳統宗教正在消失中。它在歐洲已切底死忘了，在美國它僅存在於社會的低下層中。精英階層不再相信傳統宗教。他們正在用現代版本的馬克思主義取而代之，而馬克思主義其實就是一種世俗化，去除了神，的宗教，儘管它標榜自己是有“科學性”，就像現時風行的 Greenism 綠色主義，和 Wokism 主義一樣。

壞人——我指的是國家主義者和集體主義者——在許多方面發起了攻擊，而且他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們將利用透過武肺疫情恐慌製造的大蕭條，來創建一個真正的警察國家。相比於昔日蘇聯東德的模式，它會是個更友善、更溫和的版本，擁有更高的生活水平，和更多的電視頻道可供群眾自我麻醉。

統治階層會將經濟崩潰歸咎於 COVID。隨著蕭條的漫延，他們也會將問題歸咎於 Global Warming 全球變暖的議題上，而不是他們愚蠢和不負責任的經濟和金融政策所引致。

COVID 和全球變暖騙局是絕佳的掩眼法，可以讓壞人逃避對即將發生的事情的指責。馬克思主義、國家主義和集體主義將再次把經濟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拉下來，但沒有人會把這個潔淨結果歸咎到統治階層的愚蠢的經濟思維和邪惡的理論上。

皆因為批判性思維已經從西方 (*補充 : 以及整個人類) 消失了。

Covid危機 , 氣候變化危機 , 政治正確新種族理論 : 一項社會管控大工程

『危機』是政府喜歡﹐甚至刻意製造﹐方便統治﹐擴張權力﹐的最佳籍口

The Unholy Trinity of Social Control - Covid, Climate Change and CRT - By Will Jones  (2021-10-24)

社會管控之邪惡『三位一體』：Covid危機、氣候變化危機 , 和政治正確新種族理論

https://dailysceptic.org/2021/10/24/the-unholy-trinity-of-social-control-covid-climate-change-and-crt/ 

https://tapnewswire.com/2021/10/the-unholy-trinity-of-social-control-covid-climate-change-and-crt/

難怪近年來關於精神疾病的報導猛增。我們近來都不斷被警告說世界處於可怕的狀態，災難迫在眉睫，除非我們在整個生活方式上作根本性的改變，除非我們接受讓我們的自由受到越來越多的限制，否則災難會加劇。

生活在 2021 年的人現在至少要面對三個主要問題，而這三個議題都是在過去18個月才內出現，或成為迫切的社會主題。

(1)首先顯然是 Covid。在2020年2月之前聞所未聞的社區封鎖措施，和種種限制令迅速成為慣常的疾病管理形式。(2)其次就是氣候變化議程，最近 "IPCC國際氣候變化委員會" 發表的世界末日報告，和 "COP26氣候峰會" (*) 之臨近 ，引發了各種新計劃的公布，以及一系列針對碳排放的懲罰性稅收，和碳排放禁令的威脅。(3)第三就是推出新種族理論 (Critical Race Theory) 和更廣泛的 "身份喚醒" 議程 (woke agenda) ，即把關於白人，男性和異性婚姻這些傳統觀念妖魔化、並肯定﹑和平反﹑過往受到 "壓迫和歧視"的同性戀、女性，以及有色人種的文化及價值觀。

(*) 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簡稱：COP26）於2021年11月1日至11月12日在蘇格蘭格拉斯哥舉行，由英國中央政府（聯同蘇格蘭自治政府）與意大利政府合作舉辦。[1]是次會議共合併三個國際公約締約國會議，包括：《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 第26次締約國會議、《京都議定書》第16次締約國會議（CMP16）以及《巴黎協定》第三次締約國會議（CMA3）。會議原定早於2020年11月在同一會場舉行，但鑑於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被延後一年。

從表面上看，這三件事幾乎沒有共同之處。疾病管理、全球氣候變化、種族和少數民族問題 —— 這些問題是截然不同的。然而，它們所謂的緊迫性，使這些議程和其發起人推動的解決方案，成為當今官方認可的意識形態核心：

(1) 新冠病毒由官方形容為一種多麼嚴重的可怕疾病，一旦爆發就必須通過嚴厲限制性措施加以抑制；(2) 氣候變化對人類生命構成如此大的威脅，因此必須盡快通過大幅減少二氧化碳排放來應對；(3) 對少數民族的壓迫是如此嚴重和普遍，因此務必要採取激烈的行動來撥亂反正，並在短期內消除具壓迫性的傳統白人文化。

以上三個議程也有有一個共同之處，那就是它們都需要高度的政府和社會控制措施。據官方的論述，正常的生活和個人自由會把病毒傳播、亦會加劇排放二氧化碳，並壓迫少數群體。因此，這些行為是不可接受的，必須加以遏制，並受到政府和相關團體的嚴厲監管。

人們聚集和參加正常社交活動必須被禁止，大家必須留在家中，時刻戴上口罩，接受病毒檢驗和規定的治療，不得燒天然氣、不得用石油、煤或汽油，不得吃肉類，不得冒犯政府指定的少數群體，必須積極促進社會多樣性。

對當權者來說，任何能夠增加他們既有的權力的議程，都有很大的吸引力。而上述的三個官方推廣的議程，就是當權者夢寐以求的機會了。

這三個議程也是基於所謂的 “科學”。它們還被形容為 “公義” 和 “客觀”。政府專家告訴我們什麼是世界上最大的問題，並製定可以拯救我們的解決方案。

對於統治集團來說，這是一個非常有吸引力的公式，因為他們借助 "專家" 的權威,以及與專業機構結盟，在眾人眼中自然取得合法性。

這三個議程的另一個共同點就是，這類的議程都是基於一個潛在的錯誤，那就是這些所謂急切和必要的解決方案往往是弊大於利。但是, 科學家、學者和政客永遠都不會承認錯誤。

總而言之，這三個目標也是完全不可能實現的，即使當權者不會承認。

追求零碳排放或許是其中最不可能、最沒有意義的目標，因為西方國家只能通過將高污染性的工業和製造業，外包給中國等其他落後國家來實現，而中國遠未實現，也不太可能認真嘗試減少碳排放。

追求零碳排放之不可能的另一個原因是，根據 IPCC 的說法，既定的目標是將全球氣溫升幅控制在工業化前水平的 1.5C 以下。然而，根據 IPCC 自己的電腦推算，這個目標根本不可能實現，除了完全不切實際地立即削減二氧化碳排放量之外，世界氣溫仍然預計將上升到所謂的災難性水平以上。

雖然全球氣溫在過去 50 年中略有上升，但目前的氣溫在最近的地質歷史中並非史無前例。此外，溫暖通常是一件好事，因為溫暖反而對生命有益。二氧化碳也是如此，因為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的增加極大地促進了植物的生長。有證據表明，大約在 1000 年前（稱為中世紀溫暖期  Medieval Warm Period），世界許多地區的溫度比今天的更高，當時海平面比現在高一米（或更多）。自 19 世紀以來的地球變暖，可以與人類排放有關，亦可能與後中世紀小冰河時期 post-medieval Little Ice Age 的結束一樣有關係。也沒有證據表明海平面上升正在加速，也沒有跡象表明惡劣天氣或洪水正在增加，儘管電腦推算暗示應該如此。 

事實上，在 20 世紀中葉最近的全球變冷時期，人們擔心地球可能正在進入一個新的冰河時代。這種恐懼並非完全是幻想，因為另一個冰河時代即將到來。當前的 Interglacial Warm Period 兩個冰河時期之間的的溫暖時期，已經持續了大約 12,000 年，比一些早期的溫暖期要長。冰河時代真的可能迫在眉睫，所以，我們需要擔心的，是全球變冷而不是全球變暖。

“緊急”、“不可能”、“毫無意義” 可以用以形容零Covid、減碳排放，和新種族理論這些目標。它們只會引起焦慮、壓力和絕望，以及讓政府對我們生活的無休止的干預和限制，但就不能解決任何問題。無論是控制新冠病毒、減少碳排放還是推動文化多樣性，政府現在強調為了實現人類的“更大利益”，就有合理的權力永無止境地限制我們的自由，控制我們。

事實上，三個議程的目標並不緊迫，同樣是沒有可能實現的，也是毫無意義的偽議程。為了實現這些目標而要付出的努力會造成很大的傷害。應該是時候重新思考了。

西方文明正處於垂死掙扎之中

Western Civilization Is in Its Death Throes - Paul Craig Roberts  (2023-02-20)

西方文明正處於垂死掙扎之中

https://www.paulcraigroberts.org/2023/02/20/western-civilization-is-in-its-death-throes/

在1960年代，歐洲是屬於歐洲人的。 德國是屬於德國人的。 法國是法國人的地方。 意大利是意大利人的。 荷蘭是荷蘭人的。 瑞典是瑞典人的。 西班牙是西班牙人的。 不同的民族為歐洲帶來了多樣性。 但今天，所有這些國家都像美國和加拿大一樣變成了一座巴比塔（Tower of Babel）。即使在21世紀初，移民入侵者也只佔西班牙人口的1.6%。二十年後，移民入侵者佔了西班牙人口的 15%。而在德國，移民侵略者佔了人口的 26%。

移民侵略者集中在城市居住。 2015年，44%的倫敦人口是由黑人和少數民族組成，高於2001年的29%。到了2020年，這個比例已增至55%的移民入侵者。英國的首都不再由英國民族佔多數。

migrationwatchuk.org 的一份報告稱，英國的外國出生人口在2001年至2020年間，增加了一倍。倫敦(55%)、Slough斯勞 (69%)、Leicester理斯特 (58%) 和 Luton盧頓 (57%) 的大多數居民來自少數民族背景。在內倫敦市，2016年的少數族裔比例為60%，Birmingham伯明翰為 48%，Manchester曼徹斯特為42%。

許多其他以前的英國城市，也經歷了重大的人口結構轉變。

以前的傳統歐洲民族國家的人口變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倫敦市長一職現在是由有巴基斯坦血統的 Sadiq Aman Khan 擔任。 英國首相 Rishi Sunak 是印度裔的。 盡管這兩個人可能比英國裔人更英國化，但就證實了，最高職位已不再由英裔人擔任。

最明顯的變化出現在社區和城市的層面。例如，有 265,000人口的 Rotherham 羅瑟勒姆市，曾經是英國的工業重鎮，如今已被來自巴基斯坦的移民佔領了。

據BBC報導，在過去的20年裡。 至少有 1,400 名年僅 11 歲的英國白人少女，被巴基斯坦裔男子引誘、綁架、禁固和輪姦。

這些年輕女孩遭到毆打，然後被販賣到其他城鎮。 一些女孩被謀殺，另一些死於被注射過量的海洛因。 一名因多次被強姦而懷孕的 16 歲女孩被兩名年輕的巴基斯坦裔人刺了40刀，然後被拋進運河。當這兩名罪犯被抓獲時，一名被判無罪，另一名被判處17.5 年徒刑。

但大多數時候，面對這些罪行，警察顯得無能為力，因為當局往往都把這些罪行低調處理，不願意把事件公開。政客們最擔心，如果消息傳出去，政府的移民政策會名譽掃地。警察亦害怕因保護白人女孩免受有色人種傷害，而被指控種族歧視。與瑞典的白人女性一樣，Rotherham 羅瑟勒姆市的英國白人，雖然生活在自己的國家，但就受盡罪惡之苦。

在很多歐美城市也是如此。有些地區是白人不會進入的。 由於害怕被指控犯了種族歧視之罪，警方放棄執法。即使是富裕白人社區，也經常發生入室盜竊事件。開放的白人政客，和廣告商，都盡力把這些事情低調化，並解釋這是多元文化的一部份。

在白人人口比例越來越少的西方國家，他們的政府不再有勇氣和能力面對現實。各地的白人都被嚇得不敢組織起來保護自己。他們意識到他們的政府是敵對他們的。任何白人為自衛而企圖組織起來，都會被蓋上“白人至上主義叛亂組織”的帽子，其領導人和成員將會被逮捕。

今天被妖魔化和不受保護的白人，他們的處境有如猶太人在納粹德國一樣。

作者簡介：

Paul Craig Roberts 曾被譽為 “列根的經濟良知”。

Dr. Paul Craig Roberts 曾受列根總統 (Ronald Reagan) 任命為財政部經濟政策助理部長，任期由1975年至1978年。離開財政部後，他先後擔任美國國防部和美國商務部顧問。

我的國家去了那兒？

Where Did My Country Go? - Paul Craig Roberts  (2023-01-16)

我的國家去了那兒？

https://www.paulcraigroberts.org/2023/01/16/where-did-my-country-go/

作為一個在 1940 年代和 50 年代長大的美國人，我想知道我的國家現在變成了什麼。 我們是一個為我們的歷史感到自豪、信仰基督、和種族單一的民族。 我們在公立學校用共同的語言、可以一起祈禱。 我們在家中和學校、街道和公共交通工具上都感覺很安全。 一個五歲的孩子可以安全地步行上學。 我們擁有優質的公立學校，那裡的教師真正教授他們應該教授的科目，並且有真正的知識。我們那時候對未來抱著樂觀和充滿希望。

我的國家現在怎麼了？ 它被惡毒的白人自由主義者、和受到馬克思主義的猶太學者的影響，此外，1965年立下的移民法例，使美國撕裂成為一個以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習俗，混雜成為一個巴比塔。

美國家庭經常受到國家的侵犯，尤其是新納粹主義的兒童保護服務機構，他們有權以最薄弱的藉口，從父母手中奪走他們的孩子。在1940年代和50年代，沒有人會容忍這些離譜的行為。這些美國人究竟去了那裡？

美國的被毀滅，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隨著時間的流逝，更多的美國傳統受到侵蝕，直到今天已經所剩無幾。

在 2021 年 2 月至 2022 年 10 月，不到兩年的時間裡，拜登總統允許140萬非法移民從墨西哥邊境進入美國。這些非法移民在等待獲得永久居留權的期間，已獲得頒獎工作許可證。加州州長 Gavin Newsom 剛剛簽署了由加州立法院通過的一項法案，允許這些非公民受僱，擔任地方、縣和州警察，意味著他們即將有權逮捕美國公民。

我們的國家已經崩潰到什麼地步！ 一個非法移民可以隨意越過邊境，找到一份警察的工作，然後逮捕美國公民，尤其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尤其是支持特朗普建築圍牆以防止這些非法移民進入美國的那些美國公民。

太糟糕了，但情況會變得更壞。我看到越來越多的民主黨州分（例如加州和紐約州）甚至允許非公民可以在選舉中投票的報導。

作者簡介：

Paul Craig Roberts 曾被譽為 “列根的經濟良知”。

Dr. Paul Craig Roberts 曾受列根總統 (Ronald Reagan) 任命為財政部經濟政策助理部長，任期由1975年至1978年。離開財政部後，他先後擔任美國國防部和美國商務部顧問。

Dr. Roberts 曾任職 Virginia Tech弗吉尼亞理工大學、Tulane 杜蘭大學、New Mexico 新墨西哥大學、Stanford 史坦福大學，George Mason 喬治梅森大學，Georgetown 喬治城大學。

在喬治梅森大學，他兼任經濟學教授，和工商管理教授雙重教席。在喬治城大學，他在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擔任政治經濟學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