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Jewish Roots of the USSR and the USSA - Ron Unz (2028-08-10)
蘇聯與美國的猶太根源 - Ron Unz（第一部份）
https://www.unz.com/runz/american-pravda-the-jewish-roots-of-the-ussr-and-the-ussa/
幾十年前，當我在大學和研究所求學時，我對蘇聯及其歷史有著濃厚的業餘興趣。那幾年間，我閱讀了多達上百本關於這些主題的書籍。
當時，我對大多數歷史問題的看法幾乎完全是主流且傳統的，與我從主流媒體和標準歷史教科書中汲取的觀點如出一轍。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對世界及世界歷史的理解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儘管如此，我對蘇聯的看法卻不受這股認知巨變的影響，自1970年代末期幾乎沒有改變。
我對蘇聯社會的最初印象，很大程度上源於普立茲獎得主、曾長期擔任《紐約時報》莫斯科分社社長的Hedrick Smith，以及他那本關於蘇聯社會的厚重暢銷書。這本書出版於976年，受到廣受好評，銷量驚人；我在幾年後也讀到了它。
我最近重讀了史密斯（Smith）的那本書 (這是我自大學一年級以來首次重讀) 發現書中對蘇聯的描繪與我如今的看法依然高度契合。
在他那長達七百頁的篇幅中，描繪了一個怪誕且運轉失靈的社會：它既不合常理，體制設計也極其拙劣。蘇聯公民必須花費大量時間排隊，只為購買一些普通商品，而西方人只需幾分鐘，就能在當地雜貨店或百貨公司輕鬆買到這些東西。蘇聯人無論去哪裡都隨身帶著網兜，以便一旦偶然遇到優質鞋履，或香腸的突發供應時，能立刻搶購。這種狀況迫使受過高等教育的城市專業人士，過上了原始狩獵採集者般的生活。相較之下，即使當時那些貧窮的第三世界國家民眾 (儘管蘇聯被視為遠比他們富裕和先進)，生活似乎也未曾遭受過蘇聯人所面對的那種荒謬的日常不便。
這樣既怪異又運作不良的經濟體制，似乎很難長久維持下去。我和同學們在食堂餐桌閒聊時，普遍認為蘇聯終將走向崩潰，儘管具體時間尚不可知。
當崩潰最終來臨時，我並未感到意外，唯一讓我驚訝的是整個過程幾乎完全和平。隨著蘇聯及其領導的華約集團各國紛紛解體，這樣一個龐大的意識形態帝國竟能在極少流血的情況下轟然倒塌，這著實令人驚嘆。到了最後，幾乎已無人再對蘇聯體制抱持足夠的信念去捍衛它了。
在史密斯（Smith）等人筆下，當時的蘇聯呈現出一幅陰鬱灰暗的景象：它給人的感覺更多是沉悶乏味、毫無生氣，而非充滿危險；這種特質在年邁蹣跚的蘇聯總書記 Leonid Brezhnev布里茲涅夫，及其同樣年老體衰的政治局委員，體現得淋漓盡致。
正因如此，我的興趣與閱讀重點轉向了蘇聯歷史的早期階段，例如確立這蘇聯體制的Bolshevik Revolution布爾什維克革命，以及緊隨其後那段殘酷血腥的史太林時代。
The Soviet Union and Alexander Solzhenitsyn
蘇聯與亞歷山大‧蘇忍尼真
當我開始研讀關於蘇聯歷史的嚴肅著作時，蘇忍尼真Alexander Solzenitsyn那部名作《古拉格群島》The Gulag Archipelago 起初曾讓我有些望而生畏：全書共三卷，厚達兩千頁，體積驚人。不過，我最終還是在1980年代中期讀完了它；正如那些盛讚之辭所言，書中講述的那個龐大而殘酷的強迫勞動營體系，其史詩般的敘述深深震撼了我。
蘇忍尼真講述了他充滿傳奇色彩的人生經歷，這無疑使他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最令人矚目的人物之一。
作為龐大的古拉格體系中數百萬受困囚徒之一，他身陷絕境卻決意記錄下自己的親身經歷，以此對抗那個世界上最強大的暴政之一。他的著作最終發揮了重要作用，不僅揭露了政權的種種暴行，也促成了其最終的覆滅。
蘇忍尼真曾備受西方世界， 包括其政治與媒體精英階層， 的推崇。
然而，我當時也注意到一些事情，直到很久以後，我才在適當的背景下真正理解了它們的意義。正如我在2018年所寫的：
我記得在20世紀70年代，當蘇忍尼真那部三卷本的《古拉格群島》在美國廣受讚譽之際，這股熱潮曾一度遭遇阻力。起因是有人注意到，在這長達兩千頁的篇幅中，有一張照片展示了多位古拉格（勞改營）系統的高層管理者，而照片下方的說明文字披露了他們帶有明顯猶太特徵的姓名。這項細節被視為這位文壇巨匠，可能持有反猶太主義觀點的有力證據，因為猶太人在 NKVD（秘密警察），以及勞改營體系中，曾扮演過極其重要的角色。而這一史實早已從各類正統歷史著作中銷聲匿跡了。
隨後一周，我發表了一篇進一步探討這個主題的文章。我指出，時隔四份之一世紀，蘇忍尼真終於敢於揭露那段隱密的歷史，但這對他當時在西方尚存的地位造成了嚴重後果:
幾十年來，大多數美國人都將諾貝爾獎得主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視為世界上最偉大的文學巨匠之一，光是他的《古拉格群島》一書銷量就超過了1000萬冊。然而，他的最後一部作品是一部篇幅宏大的兩卷本著作，記述了俄羅斯人與猶太人之間那段充滿悲劇色彩的共同歷史；儘管該書早在2002年就以俄語及其他多種語言出版，但至今仍未出現獲得授權的英譯本。
《200 Years Together》《兩個世紀在一起》 (2001-2002出版)
布爾什維克革命導致全球數千萬人喪生；如果索爾仁尼琴的著作能廣為流傳，那麼猶太人在該革命領導層中所扮演的壓倒性角色，恐怕就更難從歷史記憶中抹去了。此外，他對革命前俄國猶太人群體在經濟與政治方面行徑的坦誠論述，也與荷里活和大眾媒體廣為宣揚的那種「猶太人是受迫害者」的敘事直接衝突。
在生命臨近終結之際，蘇忍尼真給予了俄羅斯總統普京政治上的認可，而俄羅斯領導人也在他去世後給予了他崇高的禮遇；如今，在他那以基督教信仰為主導的祖國，其《古拉格群島》一書已被列為高中必讀經典。然而，正當他在祖國的聲望重回巔峰之時，他在美國的影響力卻似乎急劇衰落，以至沒有人再提及他的名字。
在蘇忍尼真那部備受爭議的遺作問世數年後，一位名叫Anne Applebaum的美國作家出版了一部題為《古拉格》《Gulag》的厚重史學著作；該書不僅獲得媒體的極高評價，還為她贏得了Pulitzer普立茲獎。我甚至聽說，在許多大學的必讀書單上，她的這本書正逐漸取代蘇忍尼真的《古拉格》。
The Concealed Jewish Roots of Soviet Communism
蘇聯共產主義中被隱瞞的猶太淵源
雖然猶太人在蘇聯殘酷共產政權內有領導地位，但Applebaum卻極力將猶太人描繪成那政權的受害者，這種做法顯得尤為荒謬。然而，在整個20世紀下半葉，美國主流學術界協同努力，試圖抹去猶太人參與布爾什維克革命的痕跡，同時也掩蓋了猶太人在導致數百萬人喪生的殘酷蘇聯政權中所扮演的角色。
這種掩蓋猶太人在共產主義政權暴行中積極角色的做法，在某種程度上得益於許多最具影響力的蘇聯史學家本身就是猶太人這一事實。然而即使如此，對於任何仔細研讀這些著作的讀者，真實的歷史事實依然顯而易見。
我並非全然天真，以至於意識不到圍繞布爾什維克（尤其是關於其族裔組成）的討論存在著某些強烈的禁忌。儘管大多數書籍鮮少強調這一點，但只要稍加留意那些零星出現的句子或段落，就不難發現猶太人在高層革命者中佔據了極高的比例。Lenin 列寧的五位潛在接班人中，有三位（Trotsky 托洛斯基、Zinoviev 季諾維也夫、和 Kamenev加米涅夫）是猶太人，而在共產黨高層領導群體中，猶太人也比比皆是。顯然，對於一個猶太人口僅佔總數約4%的國家而言，這種比例是極度失衡的…
我進而指出，當時所有權威資料都承認這些明顯的事實。可是，幾十年後，我們的主流史學著作卻把這些內容剔除了。
既定的歷史事實在世人眼中時隱時現，這種現象無疑應當促使我們在相信標準教科書中的任何內容時，務必保持高度審慎的態度。
在布爾什維克革命初期的那些年裡，幾乎無人質疑猶太人在該事件中所扮演的壓倒性角色。也無人質疑他們嘗試把共產革命帶到在匈牙利及德國部份地區時（儘管最終均以失敗告終）猶太人同樣佔據主導地位。
例如，英國前大臣 Winston Churchill 邱吉爾在1920年譴責了那些奪取了俄羅斯及歐洲其他地區控制權的“猶太恐怖分子”，指出“大多數主要人物都是猶太人”，並稱“在蘇聯各機構中，猶太人佔據主導地位的現象更是驚人”。邱吉爾也痛惜這些猶太人帶給飽受苦難的德國人和匈牙利人的種種慘狀。
同樣，曾任《泰晤士報》駐俄記者的威爾頓（Robert Wilton）在其1918年出版的《俄羅斯的苦難》Russia’s Agony 和1920年出版的《羅曼諾夫王朝的最後日子》The Last Days of the Romanovs，詳盡闡述了猶太人在其中扮演巨大的角色。
不久之後，主流媒體亦廣泛報導了希夫（Schiff）和阿什伯格（Aschberg）等國際猶太銀行家向Bolsheviks 布爾什維克提供巨額資金支持的事實。
在美國，猶太人與共產主義之間也存在著緊密的聯繫；多年來，美國發行量最大的共產主義報紙正是用 Yiddish 語 (*) 出版的。即使到了1930年代和1940年代，美國共產主義間諜中仍有相當大一部分是猶太人。
(*Yiddish 是一種歷史上由東歐猶太人所使用的西日耳曼語)
以下一則個人軼事往往能印證這些枯燥的歷史紀錄。 21世紀初，我曾與一位年長且聲望卓著的電腦科學家共進午餐，當時我們已頗有交情。閒談間，他提到父母雙方都是狂熱的共產主義者；鑑於他那明顯的愛爾蘭姓氏，我表達了驚訝之情，因為我原以為那個時代的共產主義者幾乎全都是猶太人。他表示事實確實如此，但儘管母親有猶太血統，父親卻沒有，這使他在當時的政治圈裡成了一個罕見的特例。正因如此，黨組織總是試圖將他推向盡可能顯眼的公眾位置，以此證明並非所有共產主義者都是猶太人；儘管他服從黨的紀律，但對於自己被當作這種「象徵式非猶太人」來利用，他始終感到惱火。
1950年代的美國，像參議員麥卡錫（Joseph McCarthy）這樣的主要「反共急先鋒」幾乎都極力掩蓋猶太人在其所打擊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身影。事實上，多年後，尼克森（Richard Nixon）在私下閒談時曾提到，他和其它反共調查人員在試圖鎖定非猶太裔目標時遇到了困難，因為當時幾乎所有涉嫌充當蘇聯間諜的人都是猶太人；當這段錄音公之於眾時，他被指責具有反猶太主義傾向。
上述最後一點至關重要，因為一旦歷史記錄被徹底粉飾或重寫，任何倖存下來的原始事實殘餘，往往會被視為怪誕的妄想，或是被斥為「陰謀論」。事實上，即便在今天，維基百科上仍有一篇長達3500字的文章，將Jewish Bolshevism「猶太布爾什維主義」這個概念抨擊為「反猶主義的無稽之談」。
維基百科及其他權威資訊來源極力掩蓋明顯的事實，這種程度著實令人驚嘆。
1999年，哈佛大學出版了《共產主義黑皮書》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的英文版。這本書由六位作者合著，以長達850頁的篇幅記錄了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為全球帶來的種種慘劇，並估算其造成的死亡總人數高達一億。我雖未讀過此書，但也常聽說書中統計的死亡人數備受爭議。然而，最令我感到詫異的是，當我查閱該書長達35頁的索引時，發現其中收錄了大量名不見經傳的人物，卻唯獨漏掉了一個名字: Jacob Schiff 雅各布·希夫。此人是世界聞名的猶太銀行家，曾為共產主義運動提供資金支持。書中也未提及瑞典猶太銀行家 Olaf Aschberg 阿什伯格；此人權勢顯赫，在布爾什維克政權岌岌可危的早期階段，曾為其提供至關重要的財政援助，甚至一手創辦了首家蘇聯國際銀行。
儘管我讀過的關於蘇聯的主流史料總是刻意迴避猶太因素，但它們一致認為，在20世紀20年代初，列寧健康狀況惡化直至最終逝世期間，他潛在的五位蘇聯接班人分別是Trotsky托洛茨基, Zinoviev季諾維也夫, Kamenev加米涅夫, Stalin 史太林, 和Bukharin布哈林。這五人中的前三位是猶太人，而列寧本人也擁有猶太血統。
此外，雅科夫·斯維爾德洛夫（Jacob Sverdlov）是早期布爾什維克中極具權勢的人物之一。他曾擔任蘇維埃政府的首任領導人，並親自批准了處決羅曼諾夫皇室一家的決定；其影響力恐怕僅次於托洛斯基。若非他在1919年英年早逝，幾乎肯定會躋身列寧潛在繼任者的核心人選之列，而他也是猶太人。
所有現有證據都指向同一個結論：儘管猶太人僅佔俄羅斯總人口的4%，但布爾什維克高層領導中卻有絕大多數是猶太人。
普京總統顯然比任何人都更容易接觸到蘇聯檔案；幾年前他曾表示，在蘇聯政權早期，猶太人或許佔了政府成員的80%到85%。
鑑於布爾什維克高層領導中猶太人佔絕大多數，當史太林在1930年代鞏固權力，並清洗所有當時或潛在的政敵時，許多被清洗者，自然也出身於猶太族群。
這往往給人留下一種普遍印象，即由此形成的史太林政權高層鮮有猶太人，但事實遠非如此。
在史達林時代，這位獨裁者最有權勢的得力助手是猶太人 Lazar Kaganovich卡岡諾維奇。在整個20世紀30年代，大部份時間裡擔任外交部長的 Maxim Litvinov 李特維諾夫，也是猶太人。史太林任內的首任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 秘密警察）負責人Genrikh Yagoda雅戈達是猶太人，接替他的 Nikolai Yezhov 葉若夫的妻子也是猶太人。此外，二戰期間蘇聯最高級別的政治委員Lev Mekhlis 梅赫利斯，同樣是猶太人。
史太林時期最著名的記者兼宣傳家 Ilya Ehrenburg 愛倫堡，也是猶太人。
正如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三部曲中一張備受爭議的照片及其說明文字所隱約暗示的那樣，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部份時間裡，那些殘酷的勞改營一直由三位猶太人先後掌管：Lazar Kogan ·科甘、Matvey Berman 別爾曼、和 Israel Pliner 普利納。他們的許多下屬也都是猶太人。
因此，當史達林政權中擔任領導職務的猶太人數看似較少時，這僅僅是早期的布爾什維克領導層相比而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