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警隊工作十年，陳小姐自知無法改變舊同事想法，但認為執法者不應將自己放在罪犯位置。
6月12日，陳小姐從金鐘返回家中，打開電視螢幕，觸目所見的是幾小時前，她才親身經歷過的暴力場面。她內心充滿着困惑和憤怒，於是開始在facebook上疾筆書寫：「我知道我這樣說，我的舊同事有一大部份大概會說我『變黃了』，或許更激動的會說我辭了職就『反骨』了吧？但憑良心，我必須說，在場執勤的警察的所作所為，與暴徒無異。」
在2017年辭職的陳小姐，曾在香港警隊服務十年。小時候她從警匪片中看到警察捉拿壞人，自此便夢想長大後要成為儆惡懲奸維護公義的警察。在2008年7月，25歲的她終決定在警隊招募日報名投考，一直從小組面試至體能考試過關斬將，終於順利於9月正式加入警隊學堂。那時候，穿上警員制服的她，內心滿是自豪。
「九成同事都叫市民做刁民，認為抵打。」
一切自2014年9月28日改變。從事刑事調查工作的陳小姐，傘運時不用外出執勤，她自覺幸運，因她並不認同警隊對待示威者手法。但即使處身辦公室，周圍的人還是讓她喘不過氣。「暗角七警單嘢，我啲同事都唔覺得佢哋打人係錯。聽過好多人都話：『佢哋（七警）真係蠢，鍾意打咪拖返去警署慢慢打囉』。佢哋會覺得：係市民挑釁我先，所以我咁去回應你係應該、係合理。」
曾經意氣風發的警隊，今日被市民嘲諷為沒有獨立批判思考能力的「毅進仔」。陳小姐指，這不關學歷高低，是處身體制的必然結果。「當你日日返工，身邊九成同事都叫市民做刁民，認為警察啱，市民信唔過、係抵打，好多人真係會潛移默化，覺得日日聽到嘅就係真。」而且，比起上級，同儕的影響更甚，「就算你一開始係比較溫和、中立，但當你身邊所有人都係咁嘅時候，只有兩個結果。要喺入面生存，一係你俾佢哋同化，一係唔出聲。」
陳小姐倖免於「洗腦」。她曾嘗試和同事辯論，希望能以理服人。不只是傘運，她也曾與同事討論六四。「同事會覺得係學生搞事，係佢哋自己攞嚟。但我都試過同佢哋講：『點樣搞事呀？同埋就算點搞事，你都冇理由搵坦克車對付學生啦。』
只是，雙方各執一辭，互不相讓，辯論往往失敗收場。
縱使是屬於少數「異見分子」，與陳小姐站在同一立場的同事在警隊中還是存在。她知道，在傘運時，有同樣不支持警隊作為的前線警員，也曾嘗試制止同事追打市民，但他們的聲音在龐大冰冷的國家機器之內，猶如雞蛋與高牆。「假設比例係一百比一，你係嗰一個，你制止到幾多個？同埋警隊咁多人，你唔做咪隔籬做囉。」
最終，陳小姐也選擇了沉默。當同事不斷責罵和揶揄市民的時候，她繼續坐在辦公室的座位上默默工作。惟有面對市民的時候，她加以提醒自己不要忘記加入警隊的初心，要以合適和應有的態度回應市民。只是，傘運後，警隊和市民的關係每下愈況，市民敵視警隊，警隊同樣覺得市民不可信。「就算係一個報案人，大家都驚佢係有心呃你，入到差館都要檢查清楚，驚佢收埋攝影機或偷聽器。」這樣的對立關係，讓陳小姐灰心。更重要的是，她覺得這個職業已不再如她小時候所想般正氣凛然。「唔只係政治理念分歧嘅問題，係根本已經過唔到自己嘅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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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執法者，不要將自己放在罪犯的位置。」
2017年，陳小姐離開服務了近十年的警隊，身為基督徒的她選擇到修讀神學。與舊同事的關係，大多只停留於facebook朋友關係，彼此已甚少往來──直至6月12日，她和一眾身穿藍制服的警員又碰上了，只是她今次處於對立一方。如眾多示威者一樣，陳小姐當日本來一直在立法會附近留守，只打算做和理非的她甚至沒有配備任何防禦裝備。突然，3時許後，催淚濃煙四起，她摀着口鼻，忍受熏眼刺痛感，慌忙從夏慤道一直逃跑上天橋。
當晚，她回到家中，再重看電視新聞報道，有如戰場的每個畫面在腦海中不斷閃過。即使在學堂受訓已是十年前的事，她仍然記得：教官常常強調「最低武力」，三番四次說威脅停止，警方也就必須停止武力。但為何今日一眾前夥計，不斷往毫無還擊之力的示威者扔出一個又一個催淚彈？為何她逃跑時，明明看到身邊年輕人甚麼也沒做過，卻被警察從後緊追然後拳打腳踢？而且，這些示威者，連同她自己，又是犯人嗎？如果他們都沒犯法，警方又如何合理化所採用的武力？
身處警隊十年，陳小姐自知無法改變舊同事的想法。但她還是在facebook上繼續揮筆：「警察必須清楚自己的身份，你是執法者，不要將自己放在罪犯的位置。請你記得，你的權力是有限制的，當越過這條界線時，你就從執法者變成罪犯。還有，除了職務，人之為人還有一個重要部份，叫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