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輩的原居民甚至會向茶餐廳收集麵包皮，每天清早去山邊尋找野豬的蹤跡，餵養牠們一家大小。前陣子，我在臨近一條公共屋邨的小公園看到幾個警察手持盾牌，神態緊張，原來有人報告野豬出沒，要求警方處理。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要抓那些被嚇得四處亂奔的野豬，就一直守在旁邊觀望，後來忍不住就走過去對幾個年輕警員說：「阿Sir，你們是想抓牠們嗎？其實我們都早把牠們當成村民了，牠們根本不會傷害人，你們也千萬別弄傷牠們。」那幾個年輕人的態度很奇怪，表情冷漠，完全不想搭理我。
我再多說了一句之後，其中一個人才帶着點情緒回話：「警察做嘢，唔使你理」。我瞬間感覺到了他的敵意。我非但沒有斥責他，語氣還相當溫和，他何必這樣子去對待一個普通市民呢？好在這時候有一位年紀比較大，看來職級也比較高的警員站了出來：「放心，我們不需要抓牠們，那不是我們的工作。我們只是接到報案，過來看看，提防牠們傷及居民。我們只要把牠們趕回山上就可以了」。然後他還說了一段讓我有點感動的話：「其實講真，呢的野豬先係呢度嘅原居民，是我地啲人霸佔咗佢地地頭。」這才是我過去幾十年所逐漸熟悉的香港警察，能夠用一種很日常的語氣和街坊聊天，就像我們的夥伴一樣。這件事又讓我想起前幾年隔籬鄰舍發生了幾起爆竊，就有便衣警員日夜巡邏，晚上偶爾坐在村公所門口小休，大家路過總是會打聲招呼，請他們喝點茶水，或者至少對他們說一聲「辛苦晒」，他們也會非常客氣地笑答「應份嘅」。
所以看到今天這樣的場面，我格外難過。到底是什麼力量把警民關係推到現在這麼惡劣的地步？就像那天我碰到的幾個年輕警察，為什麼一上來就帶着種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態度，要那麼不客氣地對人說話？我唯一能夠想得到的解釋，大概是他們也感受到了空氣中彌漫着的敵意正在包圍他們。走在路上會有人瞪着他們，甚至不時有人低聲嘟囔「黑警」；坐在茶餐廳吃飯，沒有人願意跟他們搭枱，而且還要擔心裏頭的夥計會不會「加料」。
既然世界與我為敵，我也只好把全世界當成敵人。這是一種惡性循環，越是如此，他們越要彼此靠攏，把「警方士氣」當成唯一的救命索，形成一個非常內向的同心圈層。一旦離開這個圈子，就是外面世界裏面各種各樣的批評甚至辱罵，以及大街上無數臉孔模糊的敵人。
除非你參加撐警集會，明確身份，否則他們真要以為所有市民都是潛在的對手。不是嗎？你看7月22日那天晚上以暴動罪名被捕的49人，其中有學生、工人、教師、機師、護士和廚師，這幾乎就是整個社會的局部切片。在過去幾年來的訓練和文化轉向當中，香港警方已經逐漸習慣把所有示威人群當成破壞法制和社會秩序的搞事份子。曾經，年輕人和學生就是這種「搞事分子」的主流。現在，他們甚至沒有辦法再用幾種簡單的身份類型去辨識示威人士了，因為那裏頭什麼階層都有，什麼年紀都有。
在行動現場，一眼望去，那黑壓壓的人群當中，他們根本沒有能力分得清誰是來示威，誰只是恰好在現場。他們莫名其妙地把一個路過的外籍女子推倒在地，是不是因為他們聽說有些外國勢力混雜在示威人群當中，而且她正好從對手那邊走來？他們用粗言穢語羞辱記者，甚至動手，是因為他們認為記者總是偏幫對手（哪怕那是《大公報》的記者），甚至有掩護「暴徒」後退之嫌？
他們對着天橋上的圍觀人群發射催淚彈，是因為他們懷疑自己正被全方位地圍堵，所有看起來最不像參加集會的人都有可能在包藏對手，就像最普通的市民也會到集會現場「接放學」似的？這種情況，簡直就和美軍在越南，以色列士兵在巴勒斯坦一樣，是「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反過來看，這當然又加劇了對立，原來就已經討厭警方的群衆會變得更加仇恨他們，同時這還波及到越來越多的「中立市民」（如果今天還有這回事的話），使得後者也都開始不滿。更不用說，隨着時日積累，警方的生理和心理條件都已經像在壓力鍋裏面一樣，瀕臨臨界點，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有更嚴重的爆發。
無論從任何角度來看，這都是一個死結，它帶來的撕裂不再是過去的黃絲與藍絲，而是嶄新的，武裝集團與平民百姓之間的撕裂。我們將要看到一種香港史上從未見過的情況，幾乎有一整個世代的年輕人吃過催淚瓦斯，或者至少對抗過警方（「67暴動」所動員的年輕人在數量上絕對少於今天）。他們將來對於這個合法武裝集團會有什麼態度？他們中間有誰好意思說自己想要加入警察，而不怕被同伴藐視？中央政府更加在意的，則恐怕是這一代年輕香港人未來對於整個體制的看法。這一切該如何收拾善後？
在這種情況底下，再說支持「警方執法」之類的老話，明眼人都曉得無濟於事，並非從根處緩解當前對立情緒的妙方。而警方最在乎的「士氣」，我擔心就只是像鴉片一樣，是一種吸了一口，可以讓自己舒服一點的抱團取暖，當他們回到街上，外面那個越來越危險的世界始終還在那裏。其實回顧着這整個夏天所發生的一切，焦點怎麼會轉變成了警民對立呢？這難道不是因為特區政府的領導層在修訂《逃犯條例》一事上犯了一連串政治錯誤的結果嗎？特首在過去一個多月來近乎罷工的態度，無異於把自己的問題推到警察身上，不止擴大了原有的社會裂痕，還從根本上轉變了這道裂痕的性質，而且禍延未來。病根已植，暫時休止這一切的治標手段，只能是很多社會賢達所提倡的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如果就連劉兆佳教授和香港總商會也支持這個做法，可以大膽推測中央政府對此沒有異議。然而，就像曾鈺成主席所說的，獨立調查歷來都是在事件休止之後才能開展，現在怎麼能以它作為止亂的辦法呢？我下周接着再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