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至中共的腐敗，和對香港民主的扼殺，使我覺悟到一切民主都是本土民主。」
網上流傳蘇賡哲兄在多倫多明報的專欄，其中寫道：「李怡先生早歲是左派中人，後來轉變為民主陣營健筆，近幾年本土思潮崛起，李先生的政論又一變而為本土派一面大旗。他因此被一位民主派的朋友罵為『先姓共（產黨），再姓民（主派），再姓本（土派）』的『三家姓奴才』。我想，其實政治立場上的轉變，是有黑白是非之分的。像李敖從挑戰威權統治，變成『一生只抬舉毛澤東和習近平』，這樣的轉變當然可恥，逆李敖的方向之轉變，則大可稱道。」
我沒有讀過「民主派的朋友」罵我的大作，不過若從所引之句來看，指我為「三家姓奴才」則大致沒有說錯。回想自己逾六十年的心路歷程，也確實是先姓共再姓民而再姓本的。
由於少年兒童時代有過抗戰、內戰的經歷，加上在左派學校讀中學正好是中共建政初的興旺時期，民族意識和社會主義平等理想的追求，主導了我青年時期的思想，深信「只有社會主義可以救中國」，救中國和社會主義就這樣統一起來。在左派的文化出版工作中，不僅貫徹了這種思想認識，而且在中共有了無法理解的劣政時，還會從自己的思想上、也在為文中為它辯護。今之視昔，若稱之為姓共的奴才，也不算過份。
大陸的紛擾動盪，種種特權，及由此而產生的政治運動以及掩蓋不住的內部權力鬥爭，禍延全國老百姓，使忠於自己良知的人無法不反省。在專權政治下，走社會主義的分配平等道路，原來無可避免地會產生特權，而且無可避免地損及每一個人的自由。奧威爾所講的「一切動物都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是追求平等必然產生特權和扼殺自由的至理名言。
思想棄共而導致行為棄共，當然也要付點代價，但在自由的香港，這代價也沒甚麼，付得起。接下來在思想意識上就追求民主，通過刊物和言論推動中國大陸民主，推動台灣民主。在香港無法逆轉要被中共收回的情形下，也傾力推動香港民主。六四後，同當時的民主派一樣，寄望促進中國大陸民主而帶給香港一個較好的民主局面。民主派有些明顯過失也不忍深責，甚至時而護短。因此，若稱之為姓民的奴才，也不太離譜。
及至中共的腐敗，和對香港民主的扼殺，使我覺悟到並提出「一切民主都是本土民主」的觀念。但本土意識絕非我最先提出，也不是我帶動的，稱為大旗則愧不敢當。本土派系林立，沒有一個主，自然也沒有奴。因此，儘管我認為自主自決意識是本土民主的基礎，但恐怕還不能稱之為姓本的奴才。
法國哲學家班達（Julien Benda）說：「真正的知識分子，……不僅要批判現實的罪惡和不義，也要批判自己的歷史局限和錯誤判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