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永鏘爵士昨日在外國記者會午餐會發表演講時，痛斥梁振英的管治表現，比以強硬見稱的中國前總理李鵬更差，已令香港陷入「可恥的狀態」（shameful state）。他更警告，特區政府不能繼續以這種態度混下去。鄧爵士的評論和警告，無疑道出了香港人的心聲。但是，要結束香港「可恥的狀態」，不是解決了梁振英連任問題就可以解決，因為，上樑不正下樑歪，只要中共未脫「可恥的狀態」，沒了梁振英，還可能有梁振華、梁振共，香港政府難免再陷入「可恥的狀態」。
中共可恥還在於政治迫害
鄧爵士去年5月曾接受BBC中文網專訪，被稱為「追求完美的中國人」、老牌「愛國者」。鄧爵士在訪問中透露，首次踏足中國大陸是在1979年，當時在澳門富商何賢安排下，和他兒子何厚鏵同遊黃山，自此開始「真真正正愛國」。記者則這樣形容鄧永鏘：「從外表看，他的行為舉止很像一位傳統的英國爵士，但在內心深處卻又是一位非常重視傳統文化的中國人。」
在這樣一位愛國的中國人眼中，梁振英政府的無恥已超過當年的李鵬，鄧永鏘的批評真的擲地有聲，但可以肯定的是，梁振英只會聽若未聞，因為他毋須向民意負責，毋須向愛國陣營負責，只須向中共領導人負責，而現時的中共政治又何嘗不是同樣陷入「可恥的狀態」？
近三年落馬的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中央軍委前副主席徐才厚和郭伯雄，對中共而言可以自稱反貪成果的標誌，但對民意而言則可窺見中共最高層可恥之一斑。
而廣東省副省長劉志庚被揭個人及親友名下存款高達370億元人民幣，相當於西藏全區去年GDP的三分一。難怪民眾要問，如果抄沒了貪官的資金用以投資，可以再換來中國多少年的經濟高速增長？
更可悲的是，中共可恥之處，不只在於無官不貪的問題，還在於維護權貴家族的制度和法律，在於對維權人士、異議人士的政治迫害。去年9月，美國前國務卿希拉莉在Twitter上直斥：「習（近平）迫害女權分子，還在聯合國主持促進女權大會？真是可恥 shameless！」
梁振英引入中共權鬥伎倆
梁振英從競選特首開始，就把中共無視民意、專注權鬥的政治伎倆搬到香港，自然引入了中共政治的「可恥的狀態」，並向四周蔓延。原以為在港大副校任命事件上，親共人士的可恥言行，包括盧寵茂的膝襲論、李國章的文革論、劉遵義的小混蛋論已足以令人瞠目結舌，豈料李波被失蹤後，又有坐洗頭艇去嫖妓論、強力部門規避法律論、上央視自認有罪論等現世。
但對中共和梁振英、親共人士來說，真的是沒有最無恥，只有更無恥。旺角騷亂爆發後，梁振英拒絕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拒絕檢討導致暴力的暴政，而是一口咬定事件是暴亂，中國外交部和中聯辦更把事件升級為香港激進分離勢力的暴亂，向中國和全世界宣傳香港的亂，跟着就把香港經濟的不景歸咎於暴亂。更無恥的是，中共在港喉舌《大公報》昨日竟在頭版以「暴亂禍延 新春零售插水」為題，報道一月份內地訪港旅行團按年急挫67%。按照如此穿越時空的邏輯，不妨把中國陷入通縮、經濟面臨硬着陸，也歸咎於香港暴亂！
美國作家賀佛爾（Eric Hoffer）在其名著《狂熱份子》中指出：「在每一種厚顏無恥的言行後面，在每一種死不認錯的表現背後，都存在着罪疚意識。」然而，賀佛爾的論斷可能適用於爆發群眾運動的其他地區，但不適用於中國和香港，或者是只適用於他生活和觀察的年代，而不適用於只有更無恥、沒有最無恥的當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