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寫出土改真相的是張愛玲，她寫下《秧歌》和《赤地之戀》
昨天談了土改，但網文《土改中的中國作家》的重點是中國作家對土改運動的無聲。
1949年前後，留在大陸的幾乎所有知名作家都曾被安排到農村參與土改，但這些親歷者沒有留下甚麼文字，除了丁玲、周立波按照中共調門寫的革命文學。
參與土改的作家們，必然經歷過鬥爭會：把地主富農押上台，扣上莫須有的罪名，然後問台下怎麼辦。台下則安排好了積極分子，領頭高喊「該殺！」於是就地槍決。槍殺之前常有亂打亂吊的酷刑，地主或全家不堪折磨而自殺的情形很普遍。一位美國學者估計，有450萬地主富農階層的人在土改中死亡。
大陸作家參與土改後沒有人寫出一點真相，甚至沒有人書寫土改，包括受尊敬愛戴的作家。1952年沈從文參加土改，他向兒子描述當時情形：「實在是歷史奇觀。人人都若有一種不可解的力量在支配，進行時代所排定的程序……。」既無歌頌也無譴責，而是帶着刻意的含混。作家們也許基於自我保護，但更可能是被這種群眾鬥爭的殘暴鎮住了，他們在強權下匍匐，在群體意識中迷失自己。
李靜睿提出老舍的例子，讀過老舍作品的人都知道他的溫情、文雅、幽默，是少有的一流作家。1951年老舍曾撰文《新社會就是一座大學校》，記述自己的思想轉變：人民群眾在天壇批鬥惡霸，全體高喊「打倒惡霸」，老舍說他自己「也不知不覺地喊出來：『打！』為甚麼不打呢?!……我向來是個文文雅雅的人……假若不是在控訴大會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憤怒，激動了我，我變成了大家中的一個……這一喊哪，教我變成了另一個人……」。
置身在群眾中的個人，很難保持自己的個體性，往往隨着群體、跟着感官行事。一個孤立的個人，很少會對另一人施暴，但在群體洶湧下，即使文雅的人，也會跟着群體喊打喊殺。在中共的階級鬥爭的宣傳鼓動下，老舍不僅也喊了打，而且還認為自己受到教育，脫胎換骨成為一個新人。相信其他作家和在大陸生活成長的人也是如此。
真正寫出土改真相的，是1952年離開大陸到香港的張愛玲，她寫下《秧歌》和《赤地之戀》。張愛玲在自由的環境中保有作家的敏感，她說「眼前明擺着的事實，這只是殺人越貨」。
作家們對土改冷漠的另一原因是與他們的利益無關。文革後，知識分子指向反右與文革的控訴很多，卻對鎮反、土改、三反五反這些同樣殘酷的政治運動絕口不提，因在這些運動中他們不是受害者。如果連對生活最敏感的作家都對他人苦難沒有起碼的關切與同情，而僅僅關注自身際遇，那麼所有人的沉默最終一定會實現張愛玲在《赤地之戀》中的預言：「這些人都是在時代的輪齒縫裏偷生的人，……眼前他們不過生活苦些，……像土地改革那樣巨大的變動還沒有臨到他們身上。遲早要輪到他們的，他們現在只是偷生。」
沉默的香港人，不會現在也是偷生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