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民主派議員因被DQ而喪失議席，陳健波即提議修改議事程序
「雙學三子」黃之鋒、周永康和羅冠聰，以及反新界東北發展的13名社運人士，都被改判入獄。政治犯出現，令人對被視為香港最後支柱的法治有所動搖，一時間所有支持民主擁抱自由的香港人，都活於愁雲慘霧之中。但越是艱難的時候，我們越需要認清香港的處境。
我們選舉制度的改進，自2010年政改後停滯，人大831決定更否定香港人以真普選產生特首的願望。更惡劣的是，僅有35個直選立法會議席的選舉過程，都處處見問題，小則疑似種票，大則候選人被行政手段 DQ（剝奪資格）。就算當選，政府也依靠人大釋法，事後更改對宣誓過程的要求，迫使法院 DQ直選議員。
在立法會內，親中派憑選舉制度佔有多數議席，經常粗暴剪布掃除反對障礙。在反對陣營被DQ（剝奪資格）6個議席後，立法會財委會主席陳健波就明言，要在財委會進一步剝奪議員的發言時間及機會、提出休會議案的權力，甚至規定被逐議員同日不能返回會議。議員權力勢將進一步被削弱，拉布抗爭亦變得更困難。
傳媒方面，幾近全被中資或親中商人持有，報道漸見偏頗。無綫電視的新聞，連最表面的「平衡報道」也講不上，正反兩面所佔報道時間差距顯而易見，更莫說資深傳媒人區家麟所討論那些不顯眼的「結構性審查」。第四權監察政府的能力大不如前。
選舉、議會、傳媒逐一淪陷，香港已漸見威權統治（Authoritarian rule of law）雛形，但尚欠最後一塊拼圖
──就是將英治末年「借來的法治」，改為威權法治模式，讓香港法院臣服成為政權工具。雙學三子東北十三人被判入獄，顯示威權法治近在咫尺。
所謂威權法治，要旨是抽空法治當中的自由人權價值，而強調依法維持政權和社會秩序；同時，又在經濟商貿法規上，保持一定的公平公正──新加坡正是威權法治模式的典型。香港在英治時期一度建立和維持保障自由人權的司法體制。主權移交後，如果順利實現民主過渡，建立起民主自治政府，這套「借來的法治」就能落地生根；但當北京決意在香港建立威權統治，「借來的法治」必然被推向威權法治。在這個政治脈絡下，近年律政司和警隊漸失中立性，政治檢控成風，抗爭者所付出的代價越見沉重，他們隨時遭受警方打壓，事後亦可能被律政司以含糊不清的《公安條例》控告；遇有法庭輕判時，律政司會覆核刑期，結果當抗爭者遇着立場保守的法官，便可能面對較重的刑罰。
法官任命獨立性成未知之數
香港走向威權統治步伐是快是慢，法院的獨立性將是關鍵。現時，香港法院仍有頗高的獨立性，但未來法官任命制度能否維持獨立性，也是未知之數。當整個司法系統越來越像「以法統治」（Rule
by law），多於以法限權的「法治」（Rule
of law） 之時，就是港式威權統治全面確立之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