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員工早前穿黑色衣服出席頒獎禮抗議姜國元被解僱
《明報》執行總編輯姜國元被裁，引起《明報》員工強烈不滿，並於五月二日發起「夠薑集會」，要求《明報》管理層撤回解僱決定。姜國元被裁，引起香港社會各界廣泛的迴響，折射香港人對新聞自由和編輯自主的擔心。而這份擔心，無疑源於主權移交後，香港媒體被赤化的趨勢。
近年，台灣學者吳介民提出「中國因素」的理論框架，研究中國大陸對台灣的各種直接與間接的影響；而本地學者方志恒將其框架套用到香港，指出中國大陸除了在政制問題上對香港的直接施力（direct influence）外，也一直以「政治與經濟吸納」的方式在香港間接施力（indirect influence）──即透過統戰在社會各界安插「在地協力者」，以發揮「中國因素」的影響力。
不幸的是，在眾多界別之中，香港的新聞界正是被「中國因素」氣旋全面籠罩的表表者。本地學者陳智傑在《香港革新論》一書中，整理了香港傳媒大亨與北京的政治聯繫，發現除壹傳媒集團以外，幾乎所有的主要報章、電台和電視台的老闆，都獲委任為人大、政協等職務；近年甚至出現中資直接收購《南華早報》和亞視等案例。在「政治吸納」以外，中國大陸龐大巿場所提供的商機和利益，也是北京「經濟吸納」香港傳媒的利器，《明報》老闆、世界華文媒體集團執行主席張曉卿，其名下的常青集團便在中國大陸有高達30億港元的巨額投資，業務包括木業、礦業、石油產業和房地產開發等。
「中國因素」削港競爭力
北京透過全方位的「政治吸納」和「經濟吸納」，已成功將香港絕大部份的傳媒大亨統戰為「在地協力者」，然後再以此為槓桿去影響本地媒體運作──由張曉卿空降馬來西亞媒體人鍾天祥任《明報》總編輯，引發多次篡改頭版和姜國元事件，正正凸顯「中國因素」下的微觀管理介入，即以管理和營運考慮之名，透過「在地協力者」間接操控《明報》的編輯。
政改一役與本土思潮崛起後，建制派多次明示與暗示，要透過王卓祺教授所指的「芬蘭化」來安身立命；在「芬蘭化」的趨勢下，香港媒體被自我制約，要避免與中國大陸產生磨擦，以換取自治空間。不過，世界銀行以及不同的報告都指出，香港的優勢除了法制完善外，資訊自由、出版自由和言論自由都是香港成功不可或缺的元素，更是香港吸引外資和良好營商環境的重要一環；「中國因素」持續侵蝕香港新聞自由，必然削弱香港的獨特性和長遠競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