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跟中國大陸的其中一個最大分別就是法治，而真正法治的一個重要結果就是社會的公平正義得以彰顯。不過，近年的急速融合，獨立司法制度所保障的法治，已經失色不少，特別是律政司放生梁振英及放生自己後，令人更質疑法治還能保證我們所追求的公平正義嗎？
事實上，對公平正義破壞大最大的還是權貴及他們動輒行使特權。所謂特權，就是某些特別的人才享有的權力。這本身就忍含着一定的不公平，但因為要表彰某些對社會有特殊貢獻的人，才讓社會作出犧牲少許。不過，近年這些特權已經被嚴重扭曲，變成政治利益和對政客的酬庸，例如高官座駕違例停車越線、行會成員外遊回港時想帶同親友使用機場貴賓室、立法會議員到公立醫院打尖做小手術，而梁振英亮出身份迫使機場職員替他女兒送行李入禁區，就更是特權的最高境界了。
最近兩宗關乎權貴的新聞，也令人十分氣憤。其一是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丈夫潘樂陶的公司或其聯營公司，未經公開招標之下，就獲得水務署為牛潭尾濾水廠及大埔濾水廠加設氯氣生產設施的3項工程，共涉款逾1.3億元。根據《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逾700萬元的建造及工程服務一般須公開招標。之前，水務署6名代表曾聯同環保署和潘樂陶的公司等承建商代表，到美國及烏拉圭考察一星期，機票及食宿由承建商支付。
另一宗新聞是關於城大的寵物診所。一名城大捐款人到兩度帶寵物到診所求診，自稱跟城大校長郭位、副校長（行政）李惠光相熟，要求多項特權，包括自由進出深切治療病房及「插隊」會見心臟專科獸醫，診所主管拒絕部分要求，卻被副校長迫令配合，到半年後更遭城大解僱。
報道稱，該名王姓富商帶狗隻求診，無事先預約下要求心臟專科獸醫診治，職員建議為他預約往後時間，王因此暴怒，直闖主管辦公室，指罵對方為「垃圾」，副校長則不斷傳來短訊及來電，指示要滿足對方要求，主管無奈之下配合。
這兩個案例都是行使特權，也是香港進一步墮落成權貴社會的例證。或許，這是中港融合之下不可避免的結果，也是這個社會必須付出的代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