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2日 星期一

李怡 (世道人生):「我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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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曾經是「太上,下知有之」。

 一個國家、一個社會,最好的管治是甚麼狀態?最壞又是甚麼狀態?先秦老子提出的論述,到今日還是至理。

《道德經》第十七章說:「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下,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猶呵!其貴言也!成事述功,百姓皆謂:我自然。」

「太上」,就是最好狀態;「下知有之」,就是民眾知道有政府的存在,但不當一回事。因為政府只是維持秩序,但就像空氣的存在一樣,百姓知道有但沒有感覺,人人自立、自住、自由地去做自己的事

「其次,親而譽之。」次好的治理狀態,就是愛戴而讚美政權。治國而能夠得到人民的愛戴讚美,為甚麼不是最好而只是次好呢?因為受愛戴和讚美是政權行「德政」「仁政」,給百姓好處和恩惠的結果。但政權能夠給百姓好處和恩惠的前提,是政權掌握和控制了所有的社會財富。也就是說,本應屬民眾所有的社會財富已經被當權者掌控。《論語》說:「惠則足以使人。」你給人恩惠,就可以支使他。通過施恩惠來支配人,是基於權力的考量。這就是權力對百姓的自然生命和生活的干預和侵擾。

「其次,畏之。」再次一等的治理,是人民畏懼政權,這是依靠暴力、威嚇進行統治的狀態。百姓既不是僅僅對政權「下知有之」地享有自由,也不是對政權「親而譽之」地得到福利,而是只有恐懼。這是將統治建立在百姓恐懼基礎上的管治。

「其下,侮之。」最下等的統治,就是民眾既不尊重政權,也不畏懼它,而是瞧不起它,蔑視它,嘲弄它,辱罵它。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信不足」是指政權缺乏誠信,「有不信」指百姓不再相信政權。深一層的意思是,不僅政權不可信的,百姓也不可信了。這就形成了一個失去互信的社會,是社會的信任崩潰。根本原因,是從政權「信不足」開始的。

「猶呵!其貴言也」。「猶」就是猶豫,「貴言」是指掌權者不能多言,以免政令繁多侵擾百姓,要猶豫、謹慎、珍惜自己的言論。

「成事述功,百姓皆謂:我自然。」 意思是當事情做成了,在講述功勞的時候,百姓都說,是我自己幹的。不會感謝黨和國家。若這個社會人人做出成績都說「我自然」,它的前提就是每個人都是自己的主人,人人都自主、自由、自尊,這就是管治國家社會最好的狀態。因為民強才是真正的國強。

香港曾經是「太上,下知有之」,殖民地政府就像空氣一樣,知道有,但無人關注,市民根本不知道憲制法律文件《英皇制誥》及《皇室訓令》是甚麼東東。任何事情做成功,就說「我自然」。主權轉移後現在的政府,老叫人學《基本法》和中共憲法,中共與港共「信不足焉,有不信焉。」甚麼國旗法、國歌法、「披着司法的色彩去施暴」,讓市民「畏之」「侮之」。

中共國,就更不用說了。運動員贏得獎牌,就要對黨國「親而譽之」,中國人從來沒有活得「我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