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很豐滿，現實很殘酷！梁振英任內將香港定位為「超級聯繫人」，不斷強調香港要做好這個角色。如何做呢？他沒解釋，相信他自己都不清楚，民政事務局前局長何志平則身體力行，向港人示範甚麼才是真正的超級聯繫人，而且是習近平倡導的「一帶一路超級聯繫人」。但這個角色，做起來原來是危機四伏的。
何志平上周末與西非的塞內加爾前外長加迪奧在紐約先後被捕，被控違反美國《反海外腐敗法》及參與國際清洗黑錢活動。控罪指何志平向加迪奧提供40萬美元後，獲對方引薦認識乍得總統，然後向乍得總統提供200萬美元賄款，讓上海的能源企業獨家購買乍得石油產品。另外，何志平又將50萬美元存入烏干達總統戶口，讓對方協助這家中資企業收購烏干達的銀行。
與何志平情況相似是澳門的全國政協委員吳立勝，被指賄賂兩名聯合國官員，試圖繞過正常審批程序，使澳門獲准興建聯合國會議中心。紐約曼哈頓聯邦法院今年7月裁定他賄賂、串謀、洗錢等六項罪名成立，等候判刑。這就是香港想做超級聯繫人的尷尬。
所謂超級聯繫人，無非就是早年殖民地時代的買辦，處於中國公司與外國商人之間，作為雙方的繙譯及溝通者，消除雙方的顧慮和猜忌，縮短交易時間，是貿易投資的潤滑劑。
早年香港作為西方商人與中國之間的中間人，確實如魚得水。一方面，港人生活在類似西方的制度下，對西方的文化、思想等知之甚詳；而中國公司及商人對外國認識有限，加上言語不通，需要時間去建立自己的人脈關係。這時香港的中間人作用就非常重要。長年累月之下，不少港人都有促進交易所需的優秀溝通技巧和豐富經驗，更能提供優質的法律、金融等現代商業服務，本來是買辦的不二之選。
但是，如今香港要替中國企業打開非洲等新興市場，這就成為「一帶一路超級聯繫人」了。中資企業的要求本已令香港中國人疲於應付，加上非洲不成熟、不規範的市場，過去服務於西方資本的技巧和專業知識都不適用。事實上，香港中間人對非洲、中東、中亞等地區的國家，認識有限，甚至比部份中國人還不如，語言和溝通技巧也不見得比中國人強，憑甚麼去做這個「一帶一路超級聯繫人」呢？
既然沒有多少優勢，就只能依靠法律之外的灰色地帶活動，以送禮行賄方式去完成任務。這樣毋須高超的溝通技巧，也不需專業服務能力，只需膽識和人脈。何志平等人的所謂國民外交，不就是扮演這種角色嗎？雖然這是中國企業最熟悉的做生意手法，但他們暫時沒有送禮門路，也不知對方底細，更不想冒這個風險，香港的「超級聯繫人」才有這個機會代勞。事實上，這種「超級聯繫人」多是親中紅人，他們不僅更易與中國企業建立關係，也更易融入中國官場和商場的文化，行賄送禮就沒甚麼心理障礙了。
一帶一路，有可能「一邊帶着美金，一邊賄賂」，因此「一帶一路超級聯繫人」就意味着並不易做、不好做，風險極高，弄不好很容易身敗名裂。而出事之後，很可能變成棄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