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連年的政治鬥爭把整個中國和中國人民、中華民族的質素徹底改變
上月22日，我在書展有一個講座，嘉賓主持陳求德醫生帶來一本我在1982年出版的書：《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他介紹書中一篇與書同名的文章，是我1980年10月11日在美東國是研討營的談話。作這個談話時我仍然身處左派陣營，但談話反映我的思想認識有了根本改變。陳醫生說他的思路歷程也受這篇談話所影響。據我主編的《七十年代》（後改名《九十年代》）的讀者作者群的回應，和及後雜誌的發展，大概也顯示了這反映了海外學子的一個思想轉折點。
不過，我原先準備了在書展講座中說卻臨時忘記的一個重要背景，就是這篇文章及這本書的題目，其實出自一位華裔學者的主意。這位學者名叫鄒讜，是當時芝加哥大學的政治學教授。1918年出生於廣州，是國民黨元老鄒魯的兒子。他二戰時畢業於西南聯大，後留美獲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並一直在該校任教。在當年許多旅美學者紛紛訪問大陸，並發表一味讚美大陸的文章的時候，鄒讜教授沒有接受邀請訪華，儘管以國民黨元老之子和在美國的學術地位，他必然可獲最高領袖接見的款待。那年我在愛荷華做了一個月訪問作家，去程經芝加哥見到鄒教授。在一次講座後，他與我茶敍談到：海外知識分子應該從對中國的認同，轉為對中國重啟認識之旅。他的清醒與不為權勢虛榮所動的睿智，給我留下很深印象。根據他的提點，和我自己的體驗領悟，在10月我作了上述的談話。
鄒教授於1988年退休，我們後來沒有怎麼聯絡，據知他退休後擔任過北京大學名譽教授。1999年去世。
回顧這篇文章講的認同，是指當年許多海外學子對中國的認同，出發點是民族主義，尋根，是把祖國、母親、人民、土地、山河、民族，連同政權、政黨、當權者、領袖以及政策，混和在一起，作為一個整體去認同，從而使感情因素超越了理智。我提出的重新認識，是在以上各個概念中找出一個主體，我提出的主體就是人民。重新認識中國，就是以關心人民的命運出發，以事實為主，認真探討與中國人民命運相關的各命題。
事實上，當年海外認同中國的種種民族主義概念，歸根結底只是認同政黨與政權，甚麼土地、山河之類當時都是依附政權而派生的。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的最大含義，就是不再認同這個政黨與政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