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 Man of La Mancha (1)：彼得·奧圖爾，開場

(1) Man Of La Mancha: Peter O'toole Opening Scen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8iHJmO3kXI  

" 按照『神聖宗教裁判法庭令』，任何散播顛覆思想都是異端邪說，違法者必須接受刀劍或火焰的淨化。閱讀或解釋聖經都屬教會的專利，任何人不得侵犯。” 

“米格爾·德·塞萬提斯，我現在以神聖宗教裁判法庭的名義，被捕你。”

時代背景 , 故事簡介:

https://www.imdb.com/title/tt0068909/plotsummary?ref_=tt_stry_pl#synopsis

在16世紀，詩人、劇作家和兼職演員米格爾·德·塞萬提斯 (Miguel de Cervantes) 和他的男僕 (Sancho Panza) 一起被西班牙宗教裁判法庭逮捕。他們被指控對宗教裁判法庭 (Office of the Holy Inquisition)，以娛樂的形式進行攻擊。被逮捕後，他們被關入巨大地下牢內。其他囚犯聯手對付Cervantes和他的男僕，就是這樣開始了一場模擬審判，意圖偷竊或焚燒他的財產。Cervantes希望拼命保存他隨身攜帶的劇本手稿。他要求囚犯的首領給他一個機會以表演的方式為自己作辯護。他爭辯說，如果看完了表演，大家覺得不滿意，到時再把他為所欲為還不是遲。囚犯的首領同意了。塞萬提斯首先佈置舞台，然後將服裝分發給將被要求參加表演的其他囚犯。於是一場不尋常的辯護，"堂吉訶德的故事"，就開始了。

水瓶世代 Age of Aquarius = 個人的世代 , 不會再有領導﹐不會再崇拜，盲目追隨

Age of Pisces 雙魚世代  =  Age of the Masses 群眾的世代

Age of Aquarius 天瓶世代  =  Age of the Individual 個人的世代

Age of Pisces 雙魚世代

雙魚座意象的一些例子:

《大海航行靠舵手，革命靠毛澤東思想》

《沒有黨那有國，沒有國，那有家，沒有家，那又我》

《萬眾齊聲；萬眾同心》；《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忠心報國》

《我就是光明，追隨我的人就是得到光明》- 約翰福音 8:12  (John 8:12)

《我是你們的神，我就是唯一的神》- 以賽亞書 45:5  (Isaiah 45:5)

Age of Aquarius 水瓶世代

《沒有大台，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水瓶座的標誌：一個肩負起一個水瓶的人。水代表智慧，思想，真理。水瓶座的人要為自己尋找真理，獨自思考。

水瓶座的特徵：獨立追求真理，獨立思考，思想前衛，反叛，不合群。

水瓶座的世代，人不會再盲目地信奉，盲目追隨，盲目接受，盲目把自己獻給國家，民族，宗教和政治信念。

水瓶世代強調 個人的思考

進入了水瓶座歲月 Age of Aquarius之後 , 群眾的影響力會逐漸消退

 

雙魚座歲月Age of Pisces 的特徵就是群體。過去2000年體現了集體大型的宗教的興起和擴張﹐到了過去200多年更出現了操縱群眾思想的政治運動 , 和意識形態。進入了水瓶座歲月 Age of Aquarius之後﹐群眾的影響力會慢慢逐漸減退﹐因為水瓶座是強調個人的。

耶穌誕生之年是公元的開段（元年）。耶穌誕生之年巧合適逢一個新紀元的開始。這個新紀元就是觀星學所謂的雙魚座紀元（Age of Pisces）。而耶穌門徒竟然採用了一條魚作為他們的符號。 

 地球有三個不同的轉動模式。

（1）地球圍繞本身的軸心旋轉一周為時一日 (24小時）。

（2）地球環繞太陽完成一周為365日（一年）。

（3）地球和太陽系圍繞銀河系一周為期 25,920年。

地球的軸心不是垂直，而是傾斜的，連帶赤道也是傾斜的。赤道之傾斜，是北半球和南半球輪流出現冬季和夏季的原因。由於地球的傾斜，當北半球最接近太陽時(即夏季)，南半球則離開太陽最遠(即冬季)。

一般人都知道地球的（1）和（2）兩個移動模式。但很多人都不知道地球原來還有第（3）個移動模式。這就是地球坐在其軸心旋轉搖擺一周。軸心的南端位置不變，但軸心的北端位置則旋轉式搖擺，需要25,920年才完成一周。

當地球作為太陽系一員圍繞銀河系一周時，會輪流面向圍繞着太陽系的12個星群（所謂12星座）。軸心的北端每經過一個星座就需要大約2,000年 (25,920÷12)。

每2,000年經過一個星座，地球就受到這個星座的影響。這其實與地球每年環繞太陽一周而每個月（30日）經過一個星座時受到不同的影響一樣。受影響的時間長得多，達2,000年左右。

每2,000年經過一個星座，地球就受到這個星座的影響。這其實與地球每年環繞太陽一周而每個月（30日）經過一個星座時受到不同的影響一樣。但是，當地球圍繞銀河系時受影響的時間則長得多了，達2,000年左右。

今年是2022年，我們整個太陽系已經邁進新的一個紀元了。我們正在離開雙魚座紀元 Age of Pisces，進入水瓶座紀元 Age of Aquarius。這兩個星座對人類思維取向和行為，發揮不同的影響。大家可以從多種途徑知道每個星座的性格。在此我只說出雙魚和水瓶的主要分別。 

雙魚座的特徵是大愛 Universal Love，大眾宗教信仰 World Religions，大眾政治意識形態 Mass Ideology，群體性（魚群，羊群，尊崇領導者，牧師，精神領袖，KOL意見領袖，追隨歌星明星的粉絲，追隨時尚，等等）。 

雙魚座 Pisces 的符號是在水中央的兩條魚，象徵群體生活和群體思意識。所以，過去兩千年重視的，是宗教和政治信仰 Religious & Political Orthodoxy，不重視個人的判斷和思考。所謂 "信者得救"，要謙卑地信，要絕對服從一個神，忠於一個宗教，忠於一個意識形態。 

相反，水瓶座 Aquarius 的符號是一個人在肩頸上托着一個空的瓶子。這個人要到外面去打水(a man carrying a pitcher in search of water), 水在西洋占星學中代表智慧。符號的三個特徵是(1) 獨自一個人 (2) 尋找 (3) 智慧和真理。雙魚座世代的人無需要尋求自己的真理。魚一生出來就活在水裡。但水瓶座世代的人寧願自己去 "打水" (尋求智慧)。水瓶座的人思想很獨立，不願意接受別人的灌輸，堅持要自己尋找。 

一個勇敢的年輕人閱讀奧威爾的著作：探討我們自由探索之路

A Brave Young Teen Reads Orwell: Reflections on the Nature of Non-Coercive Inquiry – by Dr. Emanuel Garcia  (2023-02-01)

https://www.globalresearch.ca/brave-young-teen-reads-orwell-reflections-nature-non-coercive-inquiry/5806663

一個勇敢的年輕人閱讀奧威爾的著作：探討我們自由探索之路

大約一年前，在一個 “抵制疫苗接種” 運動的一次集會上，我偶然與一位朋友十幾歲的女兒交談。她的母親是一位音樂家，而她也熱愛音樂。她就讀於新西蘭威靈頓的一所私立女子高中。我問了她關於學校的情況，特別是關於她在高年級英語課上，閱讀什麼文學作品。 我很驚訝地發現他們的閱讀課上，沒有安排學生閱讀小說 …… 所以我進一步詢問了她。她告訴我，“我們只閱讀一些文學作品的輯錄。而完整的著作方面﹑在過去一個學年，我們只閱讀過一本。”

換句話說，在表面上是世界第一的西方教育體系中，她在一所著名女子學校的初中和高中期間，課程幾乎沒有包括文學的因素。

我不敢問她的歷史課。並且﹐我把奧威爾最著名的一本小說《1984》借給她閱讀。 令我高興的是，她在兩週內讀完了這本小說。 我對她的閱讀興趣一點也不驚訝，因為在我看來她是一個好奇心強、渴望學習的人。 此外，我知道她至今仍然堅決拒絕接種疫苗，並且是學校裡為數不多﹑拒絕戴口罩的學生之一。被困在一群不假思索﹑願意順從的同學之中，她的獨立個性更為凸顯。

此外，我更知道由於新西蘭當時的總理 Jacinda Ardern 為了用來懲罰不願意接種疫苗的人，而實施了一些隔離政策，使得這位成熟好學，喜歡音樂的年輕女孩，被剝奪了參加暑期音樂夏令營的機會。

舉辦暑期課程的音樂教師沒有勇氣，又或者欠缺智慧，沒有讓這位有天份又健康的年輕音樂家，加入他們這年的合奏團，理由是他們只接受 “已接種了疫苗的學生”，而這位被拒之門外的少年音樂家，在過去一直都是這個活動的熱衷成員。

我上次閱讀奧威爾的《1984》一書，距離現在已經很久了。但我仍然清楚記得這本書的最後部份，主要描述的是一個未來的專制政府，如何向人民進行心理上和肉體上的折磨。

我很想知道一個年輕的頭腦會對這樣一本具有挑戰性的書，有如何的反應，以及她如何解讀和理解其中的信息。

我想知道一個年輕的頭腦是否能夠理解一個獨裁國家的壓迫能力，甚至不惜將詞語的含義變成相反的意思，並且把歷史改寫以適應它的政治需要。

我想知道這位少年是否理解自由表達和公開辯論的概念，因為她現時生活在一個 “新冠狀病毒文化” 中，每個拒絕接受官方論調的人都被 “取消”，被排斥。

我也想知道她在學校學的是什麼，以及她是如何在學校接受教育的。

在“新冠病毒戰爭”的陰影下，過去三年幾乎所有的一切，都是似乎為了扼殺和消除每個人的思想自由。事實上，政府官員和官方認可的假專家，為防止公開辯論，搬出所謂 “科學” 作為理據，但就不容許大家細看這個 “科學”是基於什麼原則和數據而成立的。

任何人試圖提出不同意見，都遭到社交媒體排斥。 任何醫生要求官方公開他們那些壓迫性措施，和公共衛生指令背後的證據，都受到迫害。 那些敢於捍衛個人權利，拒絕讓自己身體被不明來歷，有效性成疑的 "疫苗"侵害的人，都被隔離和懲罰。

我們從過去三年的政府壓迫中學到一件事，那是我們曾經信任的權威（在政府、大眾媒體、“科學”社群、商業界、娛樂業，甚至體育界等方面的權威人士）已經表明自己是完全腐敗和懦弱的。 他們打壓辯論，反對公開交流，拒絕質詢，以及堅持認為他們的觀點是 “唯一” 並 “正確” 的觀點，這一切都暴露了他們的真面目。

但是現在的年輕人呢？ 他們似乎對歷史知之甚少，更不了解為保護我們不可剝奪的言論自由權而進行的艱鉅鬥爭。 這不是年輕人的錯，而是出賣他們的國家和社會機構的錯。

我朋友的女兒是個例外，她有勇氣抗拒同齡人和學校的壓力，也有尋找書籍（完整一本書，而不是零散的片段）的好奇心。 我也有幸遇到其他幾位勇敢而傑出的青年，他們拒抗了戴面罩的命令、不服從、不放棄對自己身體應有的主權，忍受了被排斥和被嘲笑，仍然保持了個人的尊嚴和獨立。

FateAndTheFuture: 其實，以上的那個少女，和其他勇於有自己立場的年輕人，他們之能夠抵擋外來的壓力，堅持己見，在很大程度上，應該歸功於他們的父母。如果沒有父母的支持和鼓勵，沒有父母的培育，沒有父母傳遞的價值觀，道德標準，信念等，他們很可能早就已經屈服了。一個被孤立的人，要面對來自社會和政府的龐大壓力，是非常艱難的。但有了來自家庭和親人的支持，成功與大環境的勢力抗衡就變得事半功倍了。

因此，所有政客，所有的當權者都知道，為了鞏固和擴張他們的權力，他們必須把家庭這個最原始和最基本的組織粉碎。團結的家庭就是統治者最大的敵人，最強的對手。

不論是獨裁者，民主制度的政客，社會福利制度的大政府，共產政權，世界一體化大政府等，都不能容忍社會上存在著數十萬計的團結家庭，無論是大或小。

若果我們希望捍衛人類和個人的自由，就要恢復家庭的地位和功能，恢復傳統的社會組織，恢復傳統的倫理，恢復父母子女的正確關係，而不是透過什麼革命來達致的。

所有革命都只能帶來破壞，而在革命留下的廢堆上，和平共存的共識都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就是強權，獨裁，欺騙，洗腦，指鹿為馬，掛羊頭賣狗肉的 "政府"。

"謝謝你，政府，通過徹底摧毀我的生計、工作、收入、婚姻、家庭、健康和自由來保護我免於患流感。衷心感謝 !"

"如果你想看看人類未來的光景，請想像一個人他的臉被一隻靴子踩著 - 一直至永遠。" -  奧威爾 George Orwell

Erich Fromm - Escape From Freedom 《逃離自由》

Age of the Masses / 群眾的世代

The Paradox of Freedom (brainpickings)

https://www.brainpickings.org/2018/04/17/erich-fromm-escape-from-freedom/

自由的問題是它具有雙重性。這兩個方面互相有矛盾的。現代人擺脫了舊社會的傳統束縛。這雖然給了每個人從所未有的獨立感，但同時也讓他感到孤獨和孤立。自由卻讓現代人充滿了不安和焦慮，驅使他尋求新的主人，新的崇拜對象，令他在向權威者屈服，從而再次找到安全感，新的意義，新的寄託。為了逃避自由帶來的不安和孤寂感，現代人會不由自主地，作出一些非理性的行為，以便擺脫這個自由，把它顯給任何可以安撫他們的人。

擺脫了傳統給他的規範和生命意義，現代人很焦慮，因此他寧可想自由交給各種獨裁者，或者把自己變成一個巨型機器中的一個渺小齒輪。作為巨型機器的一小部份，他得到安全感，他感到自己有意義。

儘管我們都喜歡將自己視為掌握著自己的命運，相信永遠不會願意放棄我們的自由。但事實上，自由不是任何人都能承受的。

我們受到無數意識形態、社會、經濟、政治和心理因素的支配，這些因素削弱了我們的自由參數。神經科學家克里斯托夫·科赫 (Christoph Koch) 在他關於自由意志的論文中明確指出：“自由始終是一個程度的問題，而不是絕對的好事。 人們可以承受的自由程度是因人而異的。” 

一般人能夠承受的自由程度之多少，是取決於什麼的？這是偉大的德國哲學家和心理學家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1900 年 3 月 23 日至 1980 年 3 月 18 日）第一部主要著作《逃離自由》（1941 年）中所探索的。在這本書中，弗洛姆承認他只能夠提出 diagnostic “診斷" 而不是提供 prognostic "解決方案"。他的著作是在二戰期間，當人類處於最危殆，和瘋狂的時期寫成的。

弗洛姆論文的核心是自由是一種反磁力的概念 : 迫使我們逃避它；弗洛姆稱之為積極的自由。另一方面，它驅使我們逃離它，這是消極自由的一種表現 (麻醉自己)。現代文明以多種實際方式解放了人類，為我們提供了各種積極的自由，但在心理影響上卻引發了消極自由的災難。

至於在德國發生的猶太人受到大滅絕的恐怖事情 : 當數以百萬人不單止認可﹑並且還積極參與謀殺數百萬人的行為 —— 弗洛姆指出，許多人選擇了一些安全方便的解釋把它合理化算了：例如，暗示這只是“少數人的瘋狂”；或者只是某些國家的人民，例如德國和意大利，由於缺乏足夠長久的民主培訓，因此特別容易受到獨裁者的操縱；又或者只是希特拉和他的販夫走卒利用詭計和蠻力獲得群眾的授權。弗魯姆認為，這些都是危險的妄想，使我們無法面對問題的核心，從而無法防止未來再爆發同樣暴行的可能性。

"在大屠 Holocaust 殺之後的幾年間，這些方便的解釋之謬誤，已經變得顯而易見。我們不得不承認，數以百萬計的德國人，當時渴望放棄他們的自由。非常諷刺地，他們當時的情緒就像他們的先輩爭取自由一樣，兩者的出發點都是非理性的，極度情緒化的。他們的目的不是要自由，而是尋求擺脫當前令他們不安，困擾着他們的狀況而已。我們還認識到，民主危機不是意大利或德國特有的問題，而是每個現代國家都面臨的問題。即使有些人沒有被這種情緒感染，但他們卻選擇旁觀，沒有站出來干預。威脅人類自由的敵人（獨裁者）選擇那種標誌，那種口號都無關緊要：不論是以反法西斯主義的名義來攻擊異己，或是以法西斯主義的口號，都同樣危害自由，同樣可以出現不人道的行為。”

弗洛姆認為，答案在於理解在我們每個人的內心深處，都有希特勒的影子，亦有各種形式的瘋狂行為的傾向，但也有愛與美的潛力。人類最美麗和最醜陋的傾向，不是固定的、不是天性的一部分，而是社會過程的結晶。雖然人創造了他的環境。但人也反過來被他創造的社會影響他的行為。..........

Le Bon - The Psychology of Crowds 群眾的心理

 

Le Bon - The Psychology of Crowds 群眾的心理

要了解群眾的思維，我們首先要知道我們的無意識（或潛意式）反應在我們的思想運作中，發揮著主導作用。一個人的行為，受到無意識的驅使，多於受制於有意識的思考。....

在集體(群體)思維上 the collective mind ，每個個人的智力以及獨特的個性，都被大大削弱，而潛意識的反應就佔了上風。

沉浸在群體中一段時間的人，很快就會發現自己處於一種狀態，與一個被催眠的人的狀態非常相似。大腦的活動癱瘓，催眠師可以隨意指揮他。他的個人意識完全消失了；他的意志力和洞察力都喪失了。所有的感覺和思想都朝著催眠師確定的方向走。

任何人想影響群眾的意識，必須先把抽象的理論簡化，把它變成絕對性 absolute、毫無疑問的，不容妥協的東西 uncompromising。要把抽象的意識簡化為圖像 simple shape。群眾最容易受到圖像的影響。這些類似圖像的意識 image-like ideas 不必在邏輯上聯繫起來，即使是自相矛盾也不是問題。 

一連串的邏輯論證，對於群眾來說是完全無法理解的。因此可以說他們沒有推理能力，即使有，也會是錯誤的。演說家最好可以喚起一些意象。群眾最容易受到意象的感動。

所有宗教或政治信條的創始人，都是通過一些狂熱的情緒，來鼓舞群眾，從而取得成功。他們讓人們在敬拜和順服的情緒中找到了幸福，在敬拜和順服中準備好為自己的偶像和意像捨棄性命。在每一個時代都是如此。

群眾隨時準備傾聽意志堅強的人。這些領袖知道如何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群眾。聚集在群眾之中的人失去了所有意志力，他們本能地傾向擁有他們所缺乏 (即個人意志) 的人。為了向群聚灌輸某些意識和信念，領導者會借助三種權宜之計，那就是肯定 affirmation、重複 repetition，和群眾之間產生的傳染力 contagion。

肯定，必須要是純粹而簡單，不容許有任何推理和證據，是讓一個想法無條件地進入群眾頭腦的最可靠方法之一。但這個肯定還要不斷的重複，否則肯定不會產生真正的影響力。

當一個肯定被充分重複，而且在這種重複中達到一致性，就會形成所謂的輿論潮，這就會讓強大的傳染機制把這個肯定了的想法深入群眾的思維了。

Michael Biddiss - The Age of the Masses 群眾的世代

Michael Biddiss - The Age of the Masses 群眾的世代

群體社會的誕生，是所有研究近百年歷史的人所遇到的最基本的事實。

這個時代最明顯的現象就是被擠壓和窒息的感覺，好像處身於一群被欺騙、被剝削和被引導的羊群中。

許多知識分子都為群眾的平庸嘆息，並認為這是對人類思想進步的威脅。他們竭盡全力對抗這個趨勢，但都無濟於事。

群體世代下，一個政府的成功取決於贏得的選票數量；而在商業上，一個新產品的成功就取決於銷量。在每個領域，數量是戰勝質量的。

通訊方式反映一個時代。今天，電影、電台和電視的大眾傳播系統，對大眾的思想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透過這些集體傳播工具，群眾很容易被不擇手段的野心家操縱。 一方面，大眾傳媒的出現導致了知識的普及。 但另一方面，這些知識是通過第二手或第三手獲得的。群眾習慣了被動地接收這種知識，就不會再加以思考和批判了。

哲學家 Kierkegaard 克爾凱郭爾曾指出，群眾和大形媒體的興起，促進了謊言的散播效率。任何的政治宣傳都可以最快速地，最有效地，最直接地，在同一時間內，重複地，傳到每一個人的腦袋裡。大眾媒體是思想灌輸的最佳工具。

有多少人明白 “自由” 的真正代價 ?

希望大家喜歡“自由，我和你高歌一曲”。人人都喜歡自由。人人都知道自由可貴。絕大部分人都說要爭取自由。但奇怪的就是大部分人的行為與言辭，是相違背的。事實上，即使很艱辛地成功爭取到自由，但自由的日子也很快就結束了。這並非“自由”被剝奪，而是人們自己把辛苦得來的“自由”雙手奉送出去。

歷史上曾經多次出現過民眾群起來，把專橫的統治者拖下來，或把異族的侵略者趕走。但勝利往往都很短暫。流了大量的血，喪失了無數的生命，都是換湯而不換藥，只不過是把“自由”從一幫統治者的手上，移到另一幫統治者的手上而已。

“自由” 與 “平等” 是不能共存的

這個奇怪的現象可以歸咎於一般人對“自由”的錯誤理解。法國大革命就是眾多革命之中的表表者，而法國大革命的旗幟就標榜著“自由”，“平等”，“博愛” 的三個偉大理想和概念。問題就在於這些概念不能共存。

我們暫且不談 “博愛”，因為這個概念十分空洞，尤其是與人性有出入。自有人類歷史以來，博愛就是從來未實際出現過，只出現於一些哲學家的腦裡。稍有常識和觀察力的人都知道，“愛” 是自私的，是限於自己最親近的人。社會的圈子越大，“愛”就越淡薄。每個人都要為生存而爭取有限的資源。資源越不足，“愛心” 就越薄弱。當資源充沛，人人才會變得更慷慨，對陌生人也會多了點“愛心”。

至於 “自由” 和 “平等” 這兩個概念，就像水火一樣的不容的。每個人的能力和成功的條件都是不平等的，這是與生俱來的，是屬大自然的定律。因此，在自由情況下，每個人根據自己的條件發展，各人的收穫和成就必定有所不同。有人成功，有人失敗。每個人亦要為自己的決策和選擇負上責任。在自由情況下，可能稍有不慎就要終身遺憾。

所以話，“自由” 不是人人都有條件擁有的。要擁有“自由”就要願意為 “自由” 的後果負上責任。因此，當我們還是孩子，還未成熟的時候，我們就沒有自由。要等到我們長大成人，有了責任感，明白到自己要為自己的決策負責，才可以從父母方面續漸取得自由。

“自由” 是建於 “自足” 之上

大家還要知道，“自由” 是建於“自足”之上的。孩子沒有自由，除了因為意識和意志未成熟以外，亦是由於他們經濟上未能夠獨立。孩子要靠父母提供生活的必須，因此沒有條件擁有“自由”。

同樣，社會上，任何人想擁有自由，就首先要有經濟獨立的能力。能夠靠自己，不需要靠別人的恩惠和施捨，才可以擁有真正的自由。在以前的社會，只有貴族，大地主和富商，才享有自由。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就出現了一些所謂 “自由職業” (Liberal Professions)，例如醫生，律師，大學講者，會計師等等。他們不受僱於一個主人，可以獨立開門執業。但隨著科技的發展，和各行各業之受到政府的規管，這些 “自由職業” 亦變了質。醫生，律師，會計師，大學教授等等，都要依賴大機構，或直接和間接受聘於政府。“自由職業” 也不再是自由了。

依靠政府，和欠債的人，都沒有自由

故此大家可以明白到，政府推行福利制度，其實就是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政府就是借口改善民生，實際上就是要令人民不依靠政府的恩惠不可。“自由身” 與 “奴隸” 的分別就是在於前者不求人，而後者不能獨立生存。所以話，現代福利或社會主義制度之下，絕大部分人民都是不自覺的 “奴隸”。

當權者還不斷鼓勵人民借錢購買房屋，和各類奢侈品。以前的傳統價值觀之下，父母對子女的敦促就是 “千萬不要欠債”。今天的政府和大財團就相反向人民灌輸 “信貸” 的 “經濟效益”。欠債的人又何來會有自由呢﹖今天大部分人，不是欠債就是依靠政府過活。這個情況下，自由不能存在的。

人民越是依賴政府，政府的權力就越堅固。以回歸“祖國”的香港為例，本地的經濟就越來越依靠大陸。到了今天，我們差不多完全依賴大陸的“自由行”旅客的消費，以至大陸官員警告我們說，“若不是中央政府關照你們，你們早已經完蛋了﹗”你吃人家的，穿人家的，你就是屬於人家的。香港到了這個地步，不知是否香港政府有意識地做成的，但毫無疑問的就是這個情況是絕對有利於政府的統治和促使香港和大陸的一體化。

共產制度和福利制度都有個共通點，就是要人民絕對依靠政府。西方社會福利國家的口號就是 “從搖籃到棺材，政府都為你安排好” (from cradle to the grave)。人民若要生命有保障，就要希望政府永遠存在和壯大。至於共產國家，人民就是無產，無家，無組織，無權，無選擇，無思想，任由共產黨擺布。

有了 “民主”，不等於就是有 “自由”

一個社會，資源越是貧乏，窮人就越多，貧富就越懸殊。在這情況下，要求政府駕入，插手干預自由市場運作，把各人的財富再分配，這種種的聲音就越大。這是人性的表現。看見自己沒有，而人家有，一般人都寧可放棄什麼崇高的 “自由” 理想，來換取 “平等”。

“民主” (Democracy) 就是這樣的。“民主” 就是要少數人服從多數。透過向成功人士征稅，再分給失敗者，這卻符合民主的大原則。“共產制度”，“民主制度” 以及 “社會福利制度”，其實都是同一個出發點，同一個目標，只不過是形式和手段有所不同而已。最終的結果都是壯大政府的權力，削弱個人的自由。

如果犧牲了“自由”，而真的換來 “平等”，那還可以接受。但事實並非如此。對於大部分人來說，平等就是平等了，只不過是平等地沒有自由，平等地窮，平等地受制於大政府。監獄中的囚犯個個都是平等。一個奴隸社會之下，人人當然是平等，因為人人都是奴隸。權利就永遠不會是平等分配的。不論是在專制或民主制度之，有權有勢又有 “自由” 的人總是極少數。

今天香港政府強要推行 “國民教育”。但是，要接受洗腦的只限於沒有獨立經濟能力的大眾。有錢送子女到國際學校或出國留學的人，他們有 “自由” 去選擇。相反，沒有錢的人就只好送子女到政府支助的學校去，他們就沒有選擇不接受洗腦的自由。

為了取得政府保障的 “平等” 而放棄自由和自主權，人們到頭來就是賠了夫人又折兵，受雙重的損失。

“平等”和“自由”，兩者只能擇一。

“社會保障”和“自由”，兩者只能擇一。

“民主”和“自由”，兩者只能擇一。

“國家為重”與“自由”，兩者亦只能擇一。

要分清楚 “資本主義” 與 “金融主義”

要看清楚 “資本” 和 “金融” 的分別，才明白黃金和法定貨幣的分別，才可以避免自己的財富被政府和銀行明搶暗劫。

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實真正的資本主義制度早已經死了。現今的制度只是掛著羊頭，而實際上是賣狗肉，的金融主義制度。兩者有限大的分別。

資本制度 (Capitalism) 是建立在社會各界的累積儲蓄之上，而積蓄絕大部份則來自實質生產。相反，金融制度 (Financialism) 是依賴投機活動和信貸的增長來推動經濟。信貸是資本衍生出來的杠杆產品。

由政府允許之下，銀行實施的部份儲備制度 (Fractional Reserve Banking) 就是把資本杠杆化的工具。銀行的全部資金 (Capital) 就是來自客戶的存款。銀行利用這些存款作向外放出的信貸，就是衍生出來的杠杆金融產品 (Highly Leveraged Financial Derivatives)。初時杠杆倍數較低，風險亦相對交低。例如，銀行有十萬元存款，但只把五萬借出去，即使信貸的十分一是壞帳，還不算太嚴重。

但發展下去，銀行的膽大了，相應政府希望以放寬信貸來刺激經濟，從而又可以增加稅收，這個杠杆的倍數開始急升。到了今天，銀行和政府齊心合力之下，資本的杠杆已到了瘋狂程度。信貸不只是銀行資金（客戶存款）的百分百，而可能是存款的一百倍或更多。銀行甚至有很多賭博性的活動不納入帳目 (Off Balance Sheet Credit Swaps)，所以真正的杠杆程度沒有人可以準確知道。

銀行的部份儲備制度就是剝削存戶，任意動用存戶的資本來作高風險賭博。賺了的歸銀行所得，虧損的則歸存戶負擔。今次塞浦路斯的銀行面臨破產而要政府幫助向存戶開刀就是個典型例子。真正的資本主義制度是高度重視儲蓄者的資金，因為只有這些儲蓄才是真正的資本（＊）。 

（＊）這就是摩根大通的創始人 J.P. Morgan 所謂的 “黃金就是貨幣，其餘統統都是信貸” (Gold is money, everything else is credit) 的意思。

為金融機構和政府的利益而建立的金融主義制度，就偏偏透過銀行部份儲備制度，鼓勵大量發放信貸，透過通脹來把存戶的積蓄蠶食，破壞資本。所以話，金融主義制度是為銀行和政府而設的。相反，資本主義制度是鼓勵人民積蓄，維護人民的財富。

資本主義是以每個人為本。金融主義是為大政府，金融機構，和大企業融資而設的，是以統治階層為本。所以大家明白了這個真相之後，不應該再喊什麼 “打倒資本主義” 這類無知的口號。要打倒的，應該是以大政府和銀行為首的 “金融主義” 吧。

要大聲疾呼﹕“還我資本主義﹗還我真貨幣﹗不要利用放貸和發債的掩護，奪取我的積蓄 ! ”

政府是隱藏在社會體內的寄生蟲

政府是隱藏在社會體內的寄生蟲
Government is the Problem, Not the Solution to Problems。

政府就是問題的根源，又豈能寄望政府解決問題﹖ 凡是問題都只會把政府壯大，問題是政府的營養素，是政府的生存理由，沒有問題，政府就會立即枯萎。

要了解一個複雜或抽象的問題，利用適當的隱喻 (metaphor) 是非常有力的一個工具。當權者與被統治者，或政府與民間，兩者之間的關係，就是一個典型例子。由於長期不知不覺接受官方教育的影響，很多人眼中的政府是仁慈的，是大公無私地為人民謀福祉的一個必需要存在的東西，是人類與生俱來的一部份，是社會不可缺少的元素。

有人更甚至認為沒有政府，社會就必然崩潰，所以有個壞政府總比沒有政府好。還有人認為若要社會運作得順利，政府就必需擁有無比的權力和威嚴，以便落實其政策，促進民生，調解民間的糾紛，捍衛社會秩序，推動經濟，促進就業，保障“弱勢社群”的福利，計劃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長遠方針。

只有很少數的人會停下來想一想，政府是隨著歷史不斷擴張的一個社會發展的副產品。環看歷史，我們察覺到，一個越富裕的社會，它的統治架構就越龐大，所吸取的社會資源亦越多。

一個農業社會的生產力遠比不上一個工業社會。一個工業社會的生產力又比不上一個科技及知信社會。生產力較強的社會，它的政府也比一個生產力較弱的社會更龐大和更揮霍。

英明的統治者都知道自己所色演的角色，那就是俗語所謂的“收取保護費”的一種寄生角色。英明的統治者亦明白他之所以能夠生存，是要依賴向他提供營養素的那個主體，也即是社會。他明白到不能吸取過量的資源，否則主體不能健康活著，令寄生虫也面臨生存的危機。

但是，英明的統治者實在罕有。一般的規律就是寄生虫越吃得多，胃口就越大，而習慣了多吃就不會自願縮緊。即使主體出現營養不足，寄生虫一點也不在乎，繼續大吃直至同歸於盡為止。

過去兩個世紀，人類的突破性高速發展，都是由於十八和十九世紀出現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制度與其衍生出來的工業和科技革命。以上之可以在那個時候出現，正因為當時英國和美洲的政府採取少管，甚至不管的政策，任由市場（社會）自己發揮其創造力和自我調節能力。

社會的財富是社會結合每個人的智慧和動力一起產生的。正如一個成功品牌，它的財富是創業者創造的。產品的背後當然需要有管理的架構，但財富是主要靠創品人和一少群設計部門產生的。管理架構絕對不能太龐大，反而是越細小越好。會計部，人力資源部，雖然不可沒有，但卻不能過大。政府也如是。

最好的政府都只不過辦理協調的工作。可是，即使好的政府，到了後期都必定受到權力的腐化。所以，好的政府是例外，壞的政府是常規。一般美其名的政府，實際上只不過是個統治階層為著鞏固他們的統治專利，而把社會各階層，各利益團體，各社區，各地區的人分化，製造人為的矛盾。

為著方便統治，政府需要透過發放利益，來樹立一個擁護它的階層。但是，政府不能製造財富的。政府只能夠利用它獨有的權力，從社會上最有生產力的一群，透過所謂的稅收，奪取一部份資源，來作為賄賂和收買支持者 (領取福利階層，公營機構，與一班官僚) 的經費。

換句話說，政府不能製造財富，只能從社會中吸取財富，然後再分配給其支持者 (government cannot generate wealth, it can only redistribute wealth to its supporters)。被政府吸取了的財富原本就是社會（自由市場）可動用的生產力，現在就被政府拿去了作其政治本錢。

當然，為了把自己的統治地位（權力專利）合理化，政府透過  “教育”  向人民灌輸一些適當的意識，例如什麼只有政府才能提供社會上和經濟上的協調，什麼政府的消失必然帶社會和經濟動蕩的恐嚇。

沒有政府的干預，社會和經濟不但可以運作，還可以運作得更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十八世紀英國，在自由市場和小政府的環境之下，出現的工業革命，十九世紀美國，在弱勢中央政府之下，出現的財富積累。沒有以上的兩個頗大的自由空間，現代文明卻不會出現。

四十年前的香港，1975-1980年之前，普及教育主要是由自由市場提供的。當時的學府林林總總，在有競爭和有賞有罰的環境中，向大眾子弟提供了優質卻價錢合理的教育機會。到了今天，香港政府完全取得了教育的專利，但質素下降，而對沒有能力送子女到國際學校的大眾市民而言，教育或是平等了，但都只是平等下落，優質教育卻只是有錢人才可以高攀。

新奴隸制度下的 "債努"

『最無可救藥的人，就是當自己明明是個奴隸，但偏偏認為自己是享有自由』 - 歌德

 

新奴隸制度下的債努 :

新奴隸制度下的努隸，不會意識到自己是奴隸的，反認為自己中產人士，是社會的主人翁。

你的物業，是你欠銀行的債

物業的價值，是依賴銀行發出的所有房地貸款泡沫撐住

你的股票，是企業欠你的債

你的債券，是發債人（企業，政府）欠你的債

你的貨幣（政府發放的票據）是政府欠你的債

你存在銀行的積蓄，是銀行欠你的債

你存在銀行的積蓄，是銀行欠你的債

你存在基金的積蓄，是基金欠你的債

你存在退休基金的積蓄，是退休基金欠你的債

你買人壽保險，是保險公司欠你的債

你買醫療保險，是保險公司欠你的債

貨幣數碼化，就是把你的積蓄永遠鎖起，政府欠你的債永遠無需要償還，由政府決定如何支配你的積蓄。

Bastiat - When plunder becomes a way of life

當掠奪成為了社會上一些人的習慣，他們就會 慢慢確保這種行為合理化和合法化，以道德來 掩飾他們的掠奪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