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esel fuel as an indicator of class struggle (2026-10-24)
柴油作為階級鬥爭的指標
過去三星期,義大利的根本社會現實暴露無遺。一邊是卡車司機、農民、漁民、鋼鐵工人以及一大批憤怒的年輕人。另一邊是執政機構,他們不但沒有探究民眾走上街頭的原因,反而召開高層會議,商討如何控制民眾的騷亂。任何熟悉歷史唯物主義原則 historical materialism 的人都知道,不應將此類事件解讀為犯罪活動。它們應該被視為階級矛盾暴露的時刻,這些矛盾多年來一直被壓制在人為共識 managed consensus 的表象之下,如今終於顯露出來了。
本文旨在揭示當今義大利國家政權的本質,探討抗議者的社會組成,以及執政集團除了鎮壓之外別無他法的結構性無能。
這一切,如同許多情況一樣,始於一項預算支出。2026年9月17日的一項臨時法令規定,柴油消費稅暫時下調,直至10月5日。現在該期限過了,政府並未延長該法令。因此,汽油價格已回升至每公升2.50歐元。對於僅擁有一輛卡車並為大型零售商做分包的小型卡車車主來說,這個價格決定了他們當月的盈虧。
10月初,卡拉布里亞爆發了第一場自發性抗議活動。隨後,普利亞大區於10月11日開始抗議,之後是巴西利卡塔、西西里島、坎帕尼亞、莫利塞,最後是拉齊奧大區,港口出現糾察線,主要幹道被封鎖。卡車司機加入了抗議隊伍,農民也加入了進來,漁民社區也加入了。在泰爾莫利魚市前,出現了一條橫幅,上面畫著骷髏,寫著「你們把我們榨乾了」;在聖貝內代托德爾特龍托,漁船在港口停下來。在各地的超市裡,貨架被搶購一空,人們像新冠疫情爆發以來那樣瘋狂囤貨。
10月初,卡拉布里亞 Calabria 爆發了第一場自發性抗議活動。隨後,普利亞大區 Puglia 於10月11日開始抗議,之後是巴西利卡塔 Basilicata, 西西里島 Sicily、坎帕尼亞 Campania、莫利塞Molise,最後是拉齊奧大區 Lazio,港口出現糾察線,主要幹道被封鎖。卡車司機加入了抗議隊伍,農民也加入了進來,漁民社區也加入了。在泰爾莫利魚市前,出現了一條橫幅,上面畫著骷髏骨,寫著「你們已把我們榨乾了」;在聖貝內代托德爾特龍托,漁船在港口停下來。在各地的超市裡,貨架被搶購一空,人們像新冠疫情爆發以來那樣瘋狂囤貨。
讓我們停下來思考這些人是誰,因為抗議的社會背景遠比抗議的口號更重要。示威群眾並非傳統上大型工業的無產階級級。我們面對的是正在滑向無產階級行列的生產性小資產階級,即小企業主、獨立農民、擁有自己漁船的漁民等。
馬克思曾精準地描述了這些中間階層的命運:他們被大資本和低工資勞動階級夾在中間,大資本正慢慢地將他們推向滅絕的邊緣,而他們最終也將淪為低工資勞動階級的一員。今天堵塞高速公路的卡車司機,名義上是企業家,但實際上,他們的生意是一種變相的工資:客戶決定運費,能源成本決定支出,國家徵收消費稅,而他們自己承擔風險。他們之所以是自僱人士,只是因為沒有人為他們提供任何生活保障。
從這個意義上講,柴油不僅僅是一種燃料,它更是全球石油成本(如今由於霍爾木茲海峽危機而失控飆升)沿著物流鏈向下傳遞,最終轉嫁到末端消費者身上的關鍵環節。投機期貨的金融資本、拒絕重新談判運輸合約的大型零售商,以及徵收消費稅的國家:這三種對剝取勞動力創造的價值的吸血體系,最終都匯聚到同一個社會群體身上。
第二戰線:大城市的底層無產階級
10月17日,抗議活動的性質和地點發生了變化。 社群媒體上突然出現了一個話題標籤「Italia in piazza」(大家到廣場上去),號召人們舉行示威遊行,抗議高昂的生活成本、汽油價格和稅收負擔。在米蘭,大教堂廣場變成了戰場;在都靈 Turin,一家書店遭到洗劫;在博洛尼亞Bologna,火車站前爆發了衝突,動用了水砲和催淚瓦斯;第二天,僅在米蘭就有271人被帶到警察局,其中多達220人是未成年人,被拘留者中包括12歲的孩子,他們大多是第二代意大利移民。
同一天,在羅馬,由義大利總工會(CGIL)組織的全國遊行以及另外兩場反對高生活成本的示威活動,吸引了約 25,000 人走上街頭,且未發生任何衝突。這種對比必須牢記,因為它駁斥了政府慣用的「單一暴力抗議」的說法。至少有兩種截然不同的運動:一種是有組織的,根植於工會,並有明確的訴求;另一種是組織鬆散、非常年輕化、以城市居民為主且缺乏政治領導的。
上述第二波抗議運動從理論角度來看最有趣,從政治角度來看也最危險。馬克思曾用一個詞來形容那些缺乏階級意識、流離失所的群眾,在危機時期,任何人都可以利用他們。這些「流氓無產階級」 lumpenproletariat,很容易被動員起來。
我用這個詞來形容這些年輕人並非意在侮辱他們,而是要正視他們的客觀處境:他們是大都會外圍貧民區的孩子,往往來自移民家庭,甚至在進入勞動力市場之前就被排除在外,成長在一個他們永遠無法盼望的炫耀性消費世界。這是一種 "想像" 與 "現實" 之間的認知失調,也存在著這種暴力被反動勢力利用的風險,就像二、三十年代 (兩次大戰之間)的大量失業者和退伍軍人一樣。
底層階級沒有自己的綱領,正因如此,他們很容易成為任何陰謀的素材:既可以成為那些想要煽動騷亂者的陰謀,也可以成為那些需要一個內部敵人來為緊縮措施 austerity measures 辯護的人的陰謀。
政府選擇幾乎只談論這個群組,而關於因燃油加價而面臨破產的自僱卡車司機,或那些面臨實業的工廠工人,因為這些工廠由於生產成本劇增而被迫關閉,的抗議者就絕口不提。政府的以上選擇絕非巧合。
作為商業委員會的政府
衝突發生後,總理召集了一場關於公共秩序的峰會,旨在評估針對示威者的進一步應對措施。會議隨後宣布實施緊急權力並加強處罰力度,增派軍事人員以加強警力,並將可被逮捕者的年齡門檻降至12歲的未成年人。
不妨想想:政府聲稱找不到資源來延長柴油消費稅優惠(這正是引發抗議的根源),卻偏偏有資源將軍隊派上街頭。
這並非源自於個別部長的惡意。政府問題的根源在於,今天歐洲國家的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已經被邊緣化,地帶所扮演的角色:它既受制於歐洲層面的預算約束,也背負著大西洋聯盟框架下的擴軍承諾。我們面臨這樣的局面:到2026年,軍費開支將逼近450億,而緊縮措施的總額則約為230億。夾在以上兩個目標之間,政府若想進行財富再分配,就必須與那些外部擔保方(歐盟和北約)決裂;因此,意大利政府只能採取唯一可行的應對之策,將這種衝突視為公共秩序問題來加以管控。
梅洛尼Meloni總理寫道,抗議高昂的生活成本是一項公民權利;可是,弄致警員受傷送進醫院則是流氓行徑。如此一來,抗議權在抽象層面得到了認可,但在任何可能產生實際效果的具體形式中,卻又遭到了否定。人民有權進行抗議,前提是不能打擾到任何人。但是,若一場抗議不打擾任何人,那也意味著根本沒有人會注意到它。這正是「形式民主」formal democracy 中那個老生常談的弔詭:在紙上享有平等的自由,現實中卻存在著不平等的權力關係。
這場危機是系統性的
葛蘭西 Gramsci 在《獄中札記》中給了「危機」最常被引用的定義:舊事物正在消亡,而新事物尚無法誕生;在這段過渡時期,各種病態現象便隨之產生。那種建立在家庭儲蓄、小型企業以及以家庭為核心的福利制度之上的舊社會契約,已不再適用。而正是在這段過渡時期,各種病態現象浮現出來:青少年團夥在洗劫珠寶店時拍攝影片、部長們互相指責、各類政令密集出台。
當社會底層不再願意像過去那樣生活,而統治階層也無法再像過去那樣進行統治時,危機便演變成革命性的危機。在義大利,第一個條件已初現端倪;第二個條件則體現在行政部門的癱瘓之中 ── 政府在「臨時延期」與「懲罰性措施」之間搖擺。然而,第三個要素 ── 也是決定性要素 ── 卻未見出現:即缺乏一股能將不滿轉化為具體政治綱領的政治力量。曾經的群眾性政黨,如今已淪為單純的「輿論製造團體」或某些政治野心家的「私人領地」personal fiefdoms。
同時間,在米蘭,「10月17日運動」應運而生,該運動宣稱將每週六舉行示威,直至政府倒台。由於缺乏根基、組織和理論支撐,這個運動恐怕難以有什麼作為。但它的出現恰恰凸顯了當下所留下的巨大真空。這正是列寧Lenin關於帝國主義的論斷在今日義大利的體現:國家實際上處於從屬於歐盟的狀態。一個無法掌控自身能源政策、財政政策甚至外交政策的國家,最終只能將別人的戰爭的代價轉嫁給本國人民。
對俄羅斯實施制裁,已經推高了公用事業費用;海灣地區的戰事又進一步推高了燃料價格。而最終買單的,總是同一批人:卡車司機、漁民,以及那些眼看著購物籃日益空空如也的普通家庭。當國防工業股節節攀升時,真實的義大利社會卻陷入了停滯。
正因如此,僅靠再次延長減免柴油消費稅措施,是無法解決義大利社會危機的。若想解決這場危機,就必須打破那些從外部強加的束縛:歐盟的預算約束、和軍費開支目標,以及義大利在那些既無益於自身、卻又不得不承受的戰爭中被迫「自動歸邊」的局面。和平、能源主權,與社會正義,並非三個獨立的訴求,而是同一訴求在不同側面的體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