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權主義，是猶太資本家想出來的的鬼計，為了破壞傳統價值

摧毀家庭與傳統，摧毀社區，摧毀民族國，使全球一體化，都是共產主義和國際銀行家的共同目標

Gloria Steinem Is a CIA  Asset: The Feminist/Judeo-Capitalist Conspiracy - Eli James  (2018-01-25)

女權主義，是猶太資本家的陰謀，目的是用來摧毀傳統價值，摧毀傳統家庭觀念，把核心家庭粉碎，摧毀傳統社會的結構，把男女角色顛倒，鏟除社會穩定的基石。

http://eurofolkradio.com/2018/01/25/gloria-steinem-cia-asset-feminist-judeo-capitalist-conspiracy/

維基解密﹕Womens March《女權陣營》主席 Gloria Steinem 承認是中央情報局 CIA人員

著名的女權運動活躍份子，Gloria Steinem，其實一直以來都為猶太人控制的中央情報局 CIA 工作。但是，女權主義人士竟然至今還相信她是個真正的女權運動戰士。

Gloria Steinem 和中央情報局有著密切的合作關係。她其實是受到 CIA 的支配，打著女權運動的旗號，但就實際上損害了真正的女權。以下就是她如何為中央情報局效勞的故事。

格洛麗亞·斯泰納姆 (Gloria Steinem)：中央情報局如何利用女權主義破壞社會穩定 - Henry Makow 博士 ( 2002-03-18)

“在 1960 年代，由統治精英控制的大眾媒體發明了第二波女權主義，作為統治階級廢除文明和建立新世界秩序議程的一部分。”

自從上週寫下這些文字後，我發現 Gloria Steinem 在成為女權主義領袖之前，曾在中央情報局工作，幫助中央情報局監視歐洲的馬克思主義學生並破壞他們的組織。 她的中情局主人，透過它們控制的大眾媒體，把她塑造成女權主義巨星，而她曾任職編輯多年的女權雜誌《MS Magazine》是得到中央情報局間接資助的。

這些關於她和CIA合作的信息是在1970年代被一個名為《紅絲襪》Red Stockings 的激進女權主義團體發現的。Steinem曾經試圖把這些信息壓制。

1979 年，她和兩個舉足輕重的朋友，（1）在與中央情報局有聯繫的華盛頓郵報工作的 Katharine Graham，和（2）福特基金會主席 Franklin Thomas，合力阻止《蘭登出版社》 Random House 把這些資料發表在一篇名為“女權主義革命”的文章中。 儘管如此，這些關於她的資料還是被刊登在 1979年5月21日的 Village Voice《鄉村之聲》雜誌上。

Gloria Steinem一直假裝自己是一名學生激進分子。這是毫無根據的。 事實上，她是在俄亥俄州托萊多的一個貧困、破碎家庭中長大的。不知何解，她竟然被一所精英學府 Smith College 取錄成為學員。1955 年畢業後，她獲頒一個名為 Chester Bowles Student Fellowship 的學生獎學金，讓她前往印度學習。奇怪的是，網上搜索顯示從來沒有人獲得過這項獎學金，而Steinem 也是這項獎學金有史以來的唯一受益人！

1958 年，中央情報局的一名工作人員 Cord Meyers 招募她在一個名為“獨立研究團體”中領導一個活動小組。

她的私人生活和交情，與她宣揚自己是反建制的立場，有自相矛盾之處。 她與尼克森-福特總統時期的助理檢察長Stanley Pottinger有過九年的關係，而這個助理檢察長卻曾被指控拖延聯邦調查局對馬丁路德金暗殺案的調查進程。在80年代，她甚至與基辛格談過戀愛。

一般美國人以為中央情報局是為美國的利益服務，但這是錯的。 中央情報局一直都是一群國際銀行和石油巨頭 Rothschild, Rockefeller, Morgan（羅斯柴爾德、洛克菲勒、摩根）擁有的工具。這個精英集團是由倫敦皇家內務研究所Royal Institute for Internal Affairs，及其美國分支機構外交關係委員會 Council for Foreign Relations 聯合統籌的。

這個國際陰謀集團的議程是貶低美國的制度和價值觀，以便將美國融入其控制的全球國家 (聯合國、世界經濟論壇、世界衛生組織等)。 

在1947 年的創始憲章中，中央情報局是禁止從事國內活動的。 但這並沒有阻止中情局對美國民眾發動心理戰，顛覆美國的社會價值觀。 中央情報局利用一些基金會為渠道，在 1950 年代和 60 年代，控制了知識分子在意識形態上的話語權，今天仍然如是。 中央情報局還通過賄賂一些在 New York Times, Newsweek, CBS 紐約時報、新聞周刊、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等工作的記者，以便滲透企業媒體。 

有證據表明，60 年代的反毒品文化、民權運動和反戰運動，就像女權主義一樣，都是由中央情報局指揮的。 例如，中央情報局承認在 1947 年成立了全國學生會，作為顛覆和滲透學生運動的幌子。 我不會嘗試分析中央情報局的動機，只是指出他們的共同點：他們使美國人變得士氣低落、互相疏遠和分裂起來。 統治精英通過在世界上助長分裂和衝突，使得自己強大。 我們因此不知道誰是真正的敵人。 出於同樣要分化人類的原因，中央情報局和精英基金會也資助多元化和多元文化運動。

女權主義造成的傷害最大。 社會上沒有比男性和女性更基本但更微妙的關係的了。 夫妻關係是家庭的基石，而家庭又是社會延續的血脈。 任何有意保護社會利益的人都不會試圖分裂丈夫和妻子的關係。中國傳統智慧也云﹕“ 寧教人打仔，莫教人分妻”。然而，女性在歷史上一直被男性“剝削”，因此需要擺脫男性統治的謊言已成為官方的正統觀念，並被政府利用，作為介入家庭關係中的藉口。

男性和女性的性格特徵各有不同，是與生俱來的、自然的、是基於生理的區別，對我們作為人類的發展至關重要。 但是女權主義者不斷攻擊這些自然的區別，並提出這些區別只是社會習俗和偏見的觀點。他們提倡討厭男性，甚至教導小學生厭惡男性！這種仇恨男性的想法更被大眾媒體廣泛傳播。相反地，男女同性戀者，變性人，和雙性人，則被提升為社會大眾要學習的榜樣。

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在正常的男女之中製造混亂。結果，無數的美國男性被排出家庭之內。美國婦女被集體洗腦，以為女人不需要男人，家庭不需要丈夫和父親，以為女性可以獨自養家糊口，獨自撫養孩子。但事實上，單親家庭是一個功能失調的家庭，沒有什麼能真正取代夫妻之間的天然配搭。在試圖獨自撐起一頭家的同時，許多女性不論在感情上，財政上，心理上或精神上，都難以應付。 

孤立、孤獨、缺乏愛和情感支持的人很容易被愚弄和操縱。 沒有慈愛的父母雙親的健康影響，他們的孩子也容易被人擺佈。

曾經為個人提供支持和力量的那個緊密的家庭組織，已經變得支離破碎，不能夠發揮歷久常新的功能，反而成為衝突的根源。

女權主義是我們的統治階層對社會犯下最大的荒唐騙局。女權主義旨在削弱美國的社會和文化結構，以引入專權新世界秩序。 女權主義的擁護者是道貌岸然的江湖騙子，他們從中發家致富。 他們包括一整類以各種身份為統治階級工作的說謊者和道德敗壞者：政府官員、教育工作者，和媒體工作者。 這些騙子必須被揭發和受到指斥。

婦女在受迫害是個謊言。 兩個性別的不同角色，從來就沒有像女權主義者所謂的那樣僵化。我母親在1950年代，從瑞士進口錶帶，生意很成功。但當我父親的收入增加了之後，她就決定結束自己的事業，把精神放在孩子們身上。 那個時代，很多女性都可以自由地追求職業。與今天不同之處在於，她們作為妻子和母親的角色得到了重視，並得到社會認可，她們所扮演的是一個理所當然的的角色。 

但是 Gloria Steinem 和中央情報局教導我們，女人不需要成為一個妻子和母親，女人不需要丈夫，女人可以同時成為孩子的父親和母親等。

FateAndTheFuture: 

不知大家有否留意﹐猶太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同樣視家庭為頭號敵人﹐必須徹底粉碎﹐並鏟除夫妻之間﹐和父母子女之間的互信﹐使人民變成一盤散沙﹐任由統治者擺佈。

正如毛主席說,『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河深海深不如階級友愛深。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千好萬好不如社會主義好』。這與今天美國鼓吹的覺醒文化(Wokism, Woke Culture)﹐不是有異曲同工的味道嗎﹖這也證明﹐猶太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只是一紙兩面。

資本主義，共產主義，都只是一紙的兩面

 資本主義，共產主義，都只是一紙的兩面

Capitalism and Communism are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2）兩者同是極度唯物主義，以物質為人類的追求目的。初時，兩者的唯一分別在於把物資（財富）分配的方式，但到了今天，這個分歧已消失了。資本制度奉行的政治模式是大企業與大政府攜手統治，而中共這個唯一的自稱共產國家，也奉行大企業與大政府攜手統治。資本主義，共產主義，兩者都是異曲同功，只不過明稱有別。

（2）資本主義，共產主義，都是出自猶太人，以猶太人為主導。資本主義，是由猶太銀行家控制的，而共產主義，則是由猶太知識份子發起的，而俄國革命的領導階層，絕大部份是猶太激進共產主義信徒，可見資本主義，共產主義，和猶太人，的密切關係。

資本制度，和共產制度，都只著重物質的發展，而不鼓勵人民有獨立的思考能力，不鼓勵精神的發展。資本制度，和共產制度，都把人當作為它們生產和生財的工具。人民要拼命工作，若有空餘的時間，就搏命享樂（work hard, play hard 就是它們的座右銘)。這是一個自我奴役的制度，一生人都忙於"投資／投機"，目的只是為了保持一生積蓄的購買力，免受不斷貶值的貨幣蠶食。人人都拼命供退休保險，供樓，供醫療保險，納稅養活一班官僚，活在徬徨不安之中。

在資本制度，和共產制度下，人只是血肉的機械，當人工智能可以取代人的時候，人就變成可棄置的東西，可以消失了。

「覺醒文化」: 當爸爸說 "不"，那就是「法西斯主義」

摧毀家庭與傳統，摧毀社區，摧毀民族國，使全球一體化，都是共產主義和國際銀行家的共同目標

There Will Be Boundaries - by James Howard Kunstler (2025-05-06)

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裡，我們生活在一個「無界限」的世界。但是，物極必反 :「界限」將從此重新出現

"Fascism is when Dad says 'no'" - Aimee Terese on "X"

「覺醒文化」: “當爸爸說 ‘不’，那就是 ‘法西斯主義’ ”

對著那些主導著西方社會的「覺醒文化」狂熱信徒，和他們的混亂思想，如果希望可以禮貌地與他們理論，肯定是白費，徒勞無功的。他們認為有權就要盡用，有風就要駛盡𢃇，惡者有理。因此，唯一可以阻止他們的霸道行為、就是以暴逆暴，讓他們飽受痛楚。對付這一群橫蠻幼稚的「覺醒」狂徒，就是要把他們連根拔起。

一般父母，若有教育年幼孩子的親身經驗，都明白以上這個道理。對著一個發脾氣的兩歲幼童，你不會採取談判方式。只可以清楚地、簡單地，使他知道什麼行為是不能接受的。

一般男性本能地也知道，對年幼孩子要嚴厲的必要性。這可能是因為天性很早就讓一般男孩子明白，總有一天輪到他們扮演父親的角色，到那時候他們必須讓他們的孩子知道，某些行為是不能接受的，例如發脾氣，任性不講道理，不懂節制。

因此，大家明白西方社會面臨的危險，因為許多家庭都沒有父親。這種令人悲哀的狀況是多年來左翼政黨佔據主導地位的結果，美國的民主黨就是其中之一。左派意識形態鼓勵人們以憤怒、不成熟和怨恨的情緒摧毀一切傳統價值，鼓勵廢除強勢的政治領袖，廢除家庭中父親的角色，甚至父親的存在。

民主黨已經成為由女性領導的政黨，而且是由特定類型的女性領導的政黨 —— 這些女性放棄了對孩子和家庭的責任，轉而追求官僚主義的事業，這些女性缺乏女性魅力來吸引伴侶，她們試圖成為（取代）她們生命中缺少的男人。另一方面，喪失了生理和社會功能的民主黨男性，卻試圖承擔女性的角色，或假裝成女性。女性擔當男性的角色，男性則擔當女性的角色，與太陽要變成月亮，而月亮就要負責照耀大地一樣荒謬。

但對民主黨人來說，邏輯與生態都不重要。對他們來說，只要一個男人聲稱自己「心態上是一個女人」就是了，他就能夠以女人身份參賽，與女運動員競爭。由於真正的女性的體力較男性弱，根本不可能與生理上的男人競爭。任何有常識的人都明白這是不公平和荒謬的，但你無法跟民主黨人講道理。

本週，一位名叫索倫·斯塔克-切薩 (Soren Stark-Chessa) 的「跨性別」運動員在緬因州比賽中擊敗了所有生理女性。除了緬因州的民主黨政治領導層之外，沒有人會認為這場賽事的結果是公平的。

最明顯的瘋狂是，無論多少論點都無法改變緬因州女州長的想法。她是緬因州的老闆，因此沒有人可以告訴她該怎樣做，即使所有人都知道一名男子參與女子體育賽事是不公平的。以上這個例子說明了男性和女性大腦運作方式的主要分別。男人通常懂得界限，尤其是自然界限。這是做出決策的必要認知要求，事實上也是面對危機時最需要的認知。

緬因州民主黨女州長 Janet Trafton Mills

體育只是我們政治的縮影。覺醒文化的信徒，左派政治的整個形式都是由消除界限的願望所驅動的。也就是說，它是由女性思想以及覺醒派所謂的女性思想募模式驅動的。民主黨的開放邊境政策就是為了實現這個消除界限的願望，把國民的身份混淆，消除合法居民與非法居民的界限消除。

四年來邊境全面開放，造成的損害是巨大的，比男子參加女子比賽的損害要嚴重得多。

其動機也很明顯：將盡可能多的非法移民塞入美國，從而創造大量新的“選民”，這些選民將感謝民主黨允許他們進入美國，並為他們提供住房、社會服務、交通、免費膳食和零用錢。

共產主義 是用全球無產階級 取代民族國家

摧毀家庭與傳統，摧毀社區，摧毀民族國，使全球一體化，都是共產主義和國際銀行家的共同目標

Communism seeks to replace nations with global proletariat

共產主義的目標是用全球無產階級取代民族國家

經典的共產主義理論認為，民族國家是資本主義的產物，最終將被一個無國界的全球工人階級共同體所取代。

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共產主義的最終目標是建立一個無階級、無國家、無貨幣的社會。根據這個理論架構，國界和民族國家是統治階級（資產階級）用來分裂工人階級、保護私有財產的工具。

推動這一目標的核心概念包括：

• 「工人沒有國家」：這是《共產黨宣言》中的一句名言。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全球工人階級（無產階級）不分國界，共同反對資本家階級（資產階級）。

•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句奠基性的口號，強調了用一個統一的全球無產階級，目標是取代具分裂性的民族主義。

• 國家的「消亡」：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家被定義為階級統治的工具。共產主義理論認為，一旦資本主義被推翻，階級消失，國家和國界將過時並「消亡」。

雖然最終目標是建立一個無國界、無階級的社會，但歷史實踐往往導致的是強大的中央集權社會主義國家，而非立即實現全球一體化。

Proletarian internationalism

無產階級國際主義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roletarian_internationalism

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有時也被稱為社會主義國際主義，或國際社會主義，是指將所有無產階級革命視為全球階級鬥爭的一部份，而不是各自獨立的局部事件。它是基於這樣的理論：資本主義是一個世界體系，因此，如果各國工人階級想要用共產主義取代資本主義，就必須團結一致地行動。

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支持者常常認為，任何革命的目標都應該是全球性的，而非地方性的 ── 例如，目標是引發或延續其他地方的革命。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與世界革命的目標緊密相連，而世界革命的目標則要透過各國相繼或同時發生的共產主義革命來實現。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成功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最終將導向世界共產主義，並最終實現無國家共產主義。

「全球主義」的最終目的，就是要使「民族國家」消滅

摧毀家庭與傳統，摧毀社區，摧毀民族國，使全球一體化，都是共產主義和國際銀行家的共同目標

 “Globalism” Seeks To Kill The “Nation-State” - J.B. Shurk (2026-05-26)

「全球主義」的最終目的，就是要使「民族國家」消滅

https://www.zerohedge.com/geopolitical/globalism-seeks-kill-nation-state

https://www.americanthinker.com/articles/2026/05/globalism_seeks_to_kill_the_nation_state.html

國際政府對整個地球構成威脅

很多國家的國民開始意識到，那些聲稱為他們謀福祉的政客，其實口是心非，他們只是為他們的幕後主人「全球主義集團」的利益服務，消除「民族國家」這個障礙物，讓國際金融資本制度可以在全球暢通無阻。

聯合國並非一個可以讓各國政府討論分歧意見的中立場所，而是一個旨在取代各國政府的「跨國機構」。「世界衛生組織」並非旨在協調應對全球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國際機構；它是一個被賦予巨大權力，不受控制的組織，可以任意推行追蹤和監管地球上的每一個人的機制。BIS「國際清算銀行」、World Bank「世界銀行」和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存在並非如其所宣稱的那樣，為了擴大自由貿易、開放市場和援助發展中國家；它們存在的真正目的，是為了集中控制全球所有經濟交易。

加拿大、美國、英國、歐盟、澳洲和紐西蘭接連推出的“綠色新政”法案與保護環境或“拯救地球”毫無關係；它們是聯合國一項更廣泛倡議的一部分，旨在追踪每個人的所謂“碳足跡”，以便監測、徵稅和監管所有人類活動。聯合國的「氣候賠償」政策與「正義」或「科學」無關；它的存在是為了以「國際法」為幌子，為西方國家重新分配財富到非西方國家。

我們一生都在聽到一個清晰而響亮的訊息：國家（民族國）是邪惡兼做壞事的，而國際組織才是良好的，做好事的。

這場針對「民族主義」的口水戰並非始於那些以民族自豪的人被貼上「納粹」的標籤；相反，那些以民族自豪的人之所以被稱為「納粹」，是為了讓統治者得以把「民族國家」妖魔化。

如果大家翻閱二戰前的報紙和學術論文，會發現 Nationalism「民族主義」和 Patriotism「愛國主義」這兩個詞經常是互通的，可以互換使用。二戰後，這兩個詞就出現了明顯的斷裂。「愛國主義」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視為一種可接受的公民美德（如果沒有愛國者，政府又如何鼓勵 （或強迫） 年輕人上戰場為國捐軀？）。相反，「民族主義」就日益被用作貶義詞，與法西斯主義聯繫在一起，把「民族國家」的組織概念掛上了Authoritarian「威權主義」和Anti-Democratic「反民主」的意識。

只要稍微思考這場反民族主義運動，就會發現它的荒謬。一個實行 constitutional republic with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代議制民主的憲政共和國，為什麼在國家層面會被視為「法西斯」，而當這些共和國在國際層面組織起來，卻會被視為「民主」？為什麼像德國、法國或美國這樣的國家的行政領導人，會比聯合國秘書長，或歐盟委員會主席，更「專制」？為什麼一個國際管理機構會被認為比一個城鎮、地區或國家的人民自治更「民主」？為什麼歐盟委員會主席Von der Leyen 馮德萊恩被視為歐洲的 representative leader「代表領導人」？ 歐洲人民何時有投票選她為「代表」他們的領袖？

聯合國UN擁有193個成員國大使，代表約83億人口。這樣規模如此之小的議會，為何能被視為「民主」或「具有代表性」？充其量，它只是披著「民主」的外衣，為將自身的專制意志強加於全人類辯護。無論是獨裁者，或是193位獨裁者聯手，當全人類被迫服從聯合國的法令時，這些法令究竟出自一位國家獨裁者，還是一個國際獨裁集團，都沒有太大的分別。

政府對人民的管轄權越大，人民的自然權利就越難受到尊重和保護。當所謂的「人民代表」與公民如此疏遠，以至於公民根本無法接觸到他時，就無法阻止這位所謂的「代表」侵犯公民的權利和自由。

國際政府與國家政府一樣，極有可能演變為極權主義。正如希特拉的國家社會主義，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在上個世紀所做的那樣，當今的國際暴政也傾向於將自己偽裝成和平、仁慈、造福大眾的政體。如果希特拉成功征服了歐洲，或許德意志帝國就會被稱為歐盟。又如果希特拉征服了世界，或許聯合國總部就會設在柏林。國家極權主義很容易演變為國際極權主義，正如在國家層級實施的口罩和疫苗強制令，很容易演變為全世界層面，由 WHO 世衛生組織發起的「疫苗護照」等強制令一樣。

這一切都是語言魔術的一部分：過去八十多年來，同一陣營的全球企業新聞機器一直在潛移默化地將「民族主義」一詞理解為邪惡、好戰和野蠻的象徵，同時，它也在潛移默化地引導世人將任何「國際」事物都視為本質上的善良、和平與進步。

例如，既然 IMF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部設在華盛頓特區，要更準確反應它的地位和本質，應該把它改名為 American Monetary Fund「美國貨幣基金組織」才是。但這肯定會使大家對它的宗旨產生懷疑。然而，正因為它的名稱中帶有「國際」二字，人們就不加思索地視它為一個良善的機構 (*)。

(*) FateAndTheFuture: 有趣的是，US Federal Reserve「美國聯邦儲備局」實際上是一家私人機構，由多家美國私人銀行組成的財團擁有。但僅僅因為它的名字裡帶有「聯邦」二字，人們就錯誤地認為它是國家的機構。諷刺的是，Federal Express 「聯邦快遞」的名字裡也帶有「聯邦」二字，然而，沒有人會誤以為它是一所官方機構。

「國際主義」不過是那些企圖將自身意志強加於全球的獨裁政府的特洛伊木馬。

“國際”專員或士兵聽起來簡直是 humanitarian “人道主義”，不是嗎？聯合國設有 Department of Peace Operations 維和行動部。該部門派遣被稱為 「維和人員」的軍事和執法人員。幾十年來，來自維和行動部的 peacekeepers「維和人員」在世界各地強暴婦女和女孩。 “國際”人員一直在虐待很多國家的 indigenous people “本土公民”，而聯合國和跨國企業的新聞機器，卻花了數十年時間掩蓋“國際”人員的種種暴行。絕不能讓人們看到這些所謂的「致力於和平」的國際組織，實際上卻在幹只有「法西斯」國家才會做的事情。

國際主義者正在建立一個全球帝國。這個帝國是專制​​的（因為它要求全球服從，卻犧牲了個人自由），也是極權的（因為它要求完全臣服於一個中央集權的獨裁全球政府）。這個國際治理體系與「民主」或「代表性」毫無關係。它對保護個人權利和自由毫無興趣，對尊重國家主權也毫無興趣。它將以“全球和平”之名，允許個人權利和國家利益被踐踏。

因此，聯合國鼓勵大規模非法移民湧入美國和歐洲也就不足為奇了。當你一心一意想要摧毀一個國家時，你根本不在乎殺人犯和強暴犯是否會摧毀當地家庭。你不在乎伊斯蘭恐怖分子是否會焚燒基督教教堂。你不在乎湧入歐美的「新移民」是否揚言要征服西方。

伊朗戰爭會引發全球經濟衰退嗎？

Will the Iran War Cause a Global Depression? (w/ Prof. Richard Wolff) | The Chris Hedges Report (2026-05-01) 

伊朗戰爭會引發全球經濟衰退嗎？（嘉賓：沃爾夫教授）克里斯·赫奇斯報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v61bqSefDo

 

30:42

….. 這就解釋了中國對伊朗的矛盾態度。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希望伊朗對美國採取和解和妥協的態度，並敦促伊朗向美國讓步，滿足美國的要求，甚至不惜一切推動伊朗結束這場戰爭。

中國對伊朗的態度與俄羅斯截然不同。伊朗從中國得到的建議也與從俄羅斯得到的建議大相逕庭。儘管俄羅斯和伊朗之間也存在分歧，但俄伊兩國有一個共識，那就是雙方都希望終結美國的世界霸權地位。與中國不同的是，俄羅斯和伊朗都希望終結美元作為世界儲備貨幣的地位…

美元崩潰的後果

Cliff Hedges 克里斯赫奇斯：

如果美元貶值，甚至最終不再是世界貨幣，我猜這意味著沒人願意購買美國的國債，從而導致美國帝國的瞬間萎縮。我的理解對嗎？

Prof. Richard Wolff 沃爾夫教授：

我認為你說得對。我會這樣解釋：美國的財政赤字非常驚人。而且，鑑於特朗普先生的所說，他想把國防預算提高約半億美元。這意味著在9,000億美元的基礎上增加6,000億美元，增幅高達50%。這簡直令人難以置信。他還想推行各種各樣的其他開支。但是最高法院已經裁定他不能徵收關稅。這意味著沒有新的財政收入來源，同時，美國的預算中卻在大幅增加支出。美國將不得不向全球市場借入巨額資金。但今年美國的國債規模已經突破了40萬億美元大關…

美國將不得不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大規模的借貸，而此時美國債務的風險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高。經濟史告訴我們，這種情況將導致以下兩種結果之一。第一種是世界各國停止向美國貸款，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將無法維持其赤字，我稍後會詳細討論這一點。第二種是世界各國繼續向美國貸款，但會要求更高的利率，以彌補向一個負債高達40萬億美元的國家貸款所帶來的更大風險。

這些問題非常嚴重。如果美國沒有借貸能力，或者即使借貸也需要支付更高的利率，無論哪種情況，美國都將陷入衰退。別無選擇。因為我們現在依賴巨額赤字。我們打過的那些戰爭（越戰、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如果這些戰爭的費用必須用增稅來支付，美國人民早就反對了。然而，我們一直以來都是透過借貸來支付戰爭費用。

諷刺的是，世界其他國家願意借錢給我們來打這些他們大多不希望我們打的戰爭。但他們借錢給我們，也就是參與其中，讓我們有能力打這些戰爭。這就是全球經濟的運作方式。它讓美國能夠用其他國家的錢打無止境的戰爭。這就是全球化經濟的運作機制。

一方面，中國協助那些與我們交戰的國家（例如伊朗），而我們每年卻向中國支付數十億美元的利息，因為中國是美國國債的第二大持有者。所以，美國人民向政府繳稅，而我們的政府卻用這些稅金來支付中國的利息，而中國就把這些收入的一部份用作資援與我們交戰的國家。...

這是一種十分荒謬的安排，但這正是全球化經濟體系的諷刺。中國購買我們的國債（借錢給我們）讓我們打贏世界各地的戰爭，而我們支付給中國的利息反過來又幫助中國資助中國的軍事開支，從而威脅到我們作為世界霸主的地位。這統統都很荒謬。

FateAndTheFuture: 

我曾經多次指出，美國和中共都是個連體怪嬰，一對同牀二夢的夫妻，古怪的雙胞胎。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當美帝國與俄羅斯和伊朗進行一場你死我活的戰爭時，特朗普竟然願意飛到北京與習近平舉行峰會。俄羅斯，中共，伊朗不是金磚四國的要員嗎？

（1）二戰結束後，中國陷入國共內戰，中共獲得蘇共大力支持，後者把日本在東北的軍事物資和軍工廠移交給中共，但美國則以保持中立作為藉口，只站在一邊觀看。中共之取得江山，是美國之所賜。

（2）目睹毛澤東和中共一次又一次的殘酷手段（土改，大躍進，文革）美國仍然積極與毛共修好，志在打擊蘇聯和得到中共幫忙向北越施壓促使停戰。最離普的就是竟然把中華民國踢出聯合國，由中共取代其席位。

（3）目睹天安門屠城後，美國還讓中共進入世貿組織 WTO，更讓中共成為世界工廠，給中共延續其壽命。

為什麼美國如此反智地養虎為患？莫非美帝背後的操縱者與中共雙方都是暗地裡有共識，邁向同一目標？

可能世界的統治者視中共為榜樣。近來所有西方的所謂民主國家的統治模式都顯得越來越與中共看齊。刻意製造出來的新冠病毒疫情，就是把這個過程加速，借助疫程的掩護，推行中共模式的全民天羅地網監控系統，把所有的民主制衡基制剷除。

朝著「絕對零碳排放」的目標奮力邁進

Racing toward "absolute zero." - Alex Krainer (2026-05-13)

朝著「絕對零碳排放」的目標奮力邁進。

https://substack.com/@alexkrainer/p-197222351

上週，一位英國農民透露，他收到了一封政府來信，信中告知他：

「…到2030年，養殖動物數量要減少50%。到2050年，要實現100%零養殖。猜猜誰簽署了這項協議？沒錯，就是世界上最混蛋的兩個傢伙：英國首相施紀賢 Keir Starmer 和蓋茨Bill Gates。我還需要什麼證據？這封信就是白紙黑字的證據了。看來他們的不動聲色的接管計畫進展順利，但不幸的是，我們現在也拿到了這份文件，把他們揭發了。所以……第四次世界大戰即將爆發。我們不需要和俄羅斯開戰，我們要自己挑起一場內部戰爭。 」

這只是一位農民的說法，但其中有許多值得探討的地方。假設他收到的信件屬實，要求在未來四年內將動物養殖減少50%，那麼我們必須問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為什麼？為什麼他的政府會強制推行如此不合理、破壞性的措施？為什麼任何政府會強制推行這樣的措施？

Racing Towards “Absolute zero” 全速邁向「絕對零碳排放」

要找到答案，我們需要重新檢視一份重要的政策文件，題為《絕對零度》（Absolute Zero）。文件於2019年11月29日發布，由劍橋大學、牛津大學、諾丁漢大學、巴斯大學和倫敦帝國學院合作撰寫，並由英國工程與物理科學研究委員會（EPSRC）資助。 《絕對零度》闡述了根據2008年英國氣候變遷法案實現零碳排放的策略。文件指出，民眾必須停止所有造成碳排放的活動：

“除了減少能源需求外，利用現有技術實現零排放還需要逐步淘汰航空、航運、羊肉和牛肉、高爐煉鋼和水泥。”

因此，牛肉和羊肉的消費量必須下降 50%。到2050年，它們將被「逐步淘汰」。撰寫《絕對零度》的那些精神錯亂的象牙塔社會工程師們，其野心遠不止於規定農民可以種植什麼以及我們可以吃什麼。他們還建議，英國所有機場必須在 2029 年前關閉，只有希斯洛 Heathrow 機場、格拉斯哥Glasgow機場和貝爾法斯特Belfast機場可以繼續運作。

上述三個機場可以繼續開放，但前提是往返機場的交通必須全部改用鐵路。即使如此，這三個機場亦必須在2050年前關閉。從那一年起，所有英國公民都必須“停止乘坐飛機”，這聽起來很像封建時代的政策，旨在限制人們的出行。而且，由於所有新建建築也必須在2050年前停止，因此關閉的地點必須是老舊的地方。

早在2019年11月，「絕對零度」或許看起來像是無所事事的學者在閒暇時間裡異想天開的荒誕之作。事實並非如此：他們所製定的方案過去和現在都得到了英國政府的全力支持和承諾。除了上述《氣候變遷法案》之外，英國政府在2021年4月也明確承諾，將依照某個「獨立氣候變遷委員會」的建議，在2035年前將碳排放量削減78%。英國政府發布的官方新聞稿，包括兩位前首相約翰遜 Boris Johnson 和蘇納克Rishi Sunak 的支持性言論，讀來令人不寒而慄。

Engineering behavioral changes 改造人們的行為

那些瘋狂的「絕對零度」理論家們預料到民眾會抵制他們的計劃，因此他們談到了必要的改造人們行為的措施：

「要實現絕對零度，行為改變顯然是巨大的。原則上，可以透過改變價格來誘導這些改變，從而為行為改變提供明確的激勵。另一種方法是政府禁止某些行為並監管生產過程。”

顯然，那些制定計劃的人明白，他們必須違背民眾的意願來實現目標，並且必須「誘導」民眾的行為改變。我們這位農民最近收到的一封信表明，政府選擇了「另一種方法」：禁止某些行為並監管生產過程。

戰爭 與 封鎖

鑑於這一切，我們有理由質疑，最近突然出現的 Hantavirus 病毒疫情，以及隨後可能強加於我們的新一輪封鎖（強制隔離），是否也屬於「禁止某些行為」的措施？

關於與俄羅斯之間不可避免的戰爭的宣傳又該如何解讀？歐洲政客聲稱，到2030年，與俄羅斯的戰爭「不可避免」。那麼，破壞能源市場、摧毀世界各地的能源設施，是否也是這項計畫的一部分，旨在透過提高能源價格來「明確地激勵人們改變行為」（＊戰時，人們有義務接受種種的節制）？

這些「專家」究竟在為我們和我們的孩子規劃什麼樣的未來？如果我們抵制他們試圖強加的“行為改變”，那又會怎樣？我們會被認定為國內恐怖分子嗎？鑑於這一切，我們很難不得出這樣的結論：這些限制、監管、擾亂和戰爭，最終目的都是為了達成同一個目標：一場針對人民的全面戰爭。這或許是他們解決「如何擺脫窮人」問題的方案（*把窮人子弟送上戰場作炮灰）。

回想一下，2011年，荷李活製片人Barry Josephson 曾寫信給 Jeffrey Epstein 愛潑斯坦，內容如下：

“我一直在思考你問 Bill Gates蓋茨的那個問題:‘我們如何才能徹底消滅窮人？’。對此我有一些想法/評論。”

如今我們知道，代表 Rothschild 銀行王朝的 Epstein 愛潑斯坦，與蓋茲曾經有過廣泛的合作。他們的合作包括策劃應對流行病和研發疫苗。蓋茲甚至公開設想透過疫苗接種計畫和「生殖健康」來減少人口。

蓋茲 與 絕對零度

那位英國農民向我們透露他被告知必須在未來四年內將牲畜數量減少50%的英國農民表示，他收到的信件是由蓋茲簽署的。這聽起來或許難以置信，但並非如此。英國政府與蓋茲及其比爾及前妻 Melinda Gates 基金會有著長期的合作關係，主要透過外交、聯邦及發展事務部（FCDO）和衛生與社會保障部進行。

他們的合作包括就全球健康、疫苗、氣候變遷、清潔能源和國際發展等議題舉行高級別會議和政策討論。蓋茲基金會於2010年在倫敦設立了辦事處，以促進這項工作。 2024年10月17日，上任僅三個月後，首相施紀賢和財政大臣 Rachel Reeves 在唐寧街10號會見了蓋茲及其基金會執行長 Mark Suzman。

在這次會面中，他們討論了氣候變遷、全球健康和疫苗，以及蓋茲的核電公司「恐怖能源」（TerrorPower）的發展機會。這並非蓋茲和施紀賢的首次會面；不知何故，蓋茲早在施紀賢成為首相之前就已開始與他接觸，並向他作試探。他們曾在2022年10月於英國議會會面，討論氣候變遷、全球健康以及淨零排放目標。就我們所知，那次會面或許就是他們對施紀賢進行的 "面試" job interview。

看來蓋茲先生、英國政界和學術界以及愛潑斯坦一夥人確實非常認真地想要打造一個類似《1984》的反烏托邦（＊獨裁）式新社會。在這個社會裡，他們將決定我們吃什麼、吃多少，我們可以去哪裡旅行、何時旅行，以及我們如何生活。他們也明白會遭到反抗，因此決心透過洗腦和強禁不良行為來使我們屈服。但正如我們這位農夫所說，這會使得一部份人，在別無選擇下，發動第四次世界大戰（全球性的內戰）。

被隱藏的二戰歷史，以及二戰所建立的體系 (之三）

被隱藏的二戰歷史，以及二戰所建立的體系 (之三）

https://www.unz.com/article/the-hidden-history-of-world-war-ii-and-the-system-it-created/

回顧前文

https://www.blogger.com/blog/post/edit/8991918785643214957/7875778531525901937

…. 20世紀最具破壞性的政治體制並未在1945年二戰結束時被消滅，而是在戰後以更強大的力量崛起。

在修正主義文獻中，一些作者認為共產主義並非主要源自俄羅斯，而是由國際金融利益和意識形態運動發起和塑造的。在這些文獻中，一些作者更進一步，指出特定網絡和團體（通常被描述為猶太人，或猶太復國主義組織）所發揮的核心作用。我在《被禁的歷史：二戰邊緣化歷史研究》一書中探討了這些作者及其論點。

以下是來自不同時期的評論家闡述了這些解讀：

⦁ 「布爾什維克領導人（激進共產信徒），其中大多數都是猶太人，90%是流亡歸來的俄國猶太人，他們並不關心俄國或其他任何國家，而是國際主義者，試圖發動一場世界性的社會革命。」— David R Francis，美國駐俄國大使，1918年在俄國發表。

⦁ 「至於那些人不知道俄國當前的革命運動，其實是猶太人發起的，我只能說一句，他們肯定是受到了卑鄙無恥的新聞媒體的蒙蔽。」— Hilaire Belloc《G.K.周刊》，1937年2月4日

⦁ 「在德國年輕一代眼中，共產主義並非俄國的產物，而是一群主宰俄國命運的猶太人的產物。共產主義一方面野蠻地打擊一切形式的基督教，但就將任何俄國人，對猶太人說一句指責的話，都視為罪行。

⦁ ….. 1917年公佈的與列寧共同執掌蘇維埃共和國諸多事務的人員名單顯示，在25名準內閣成員中，有24人是無神論猶太人。

⦁ …. 尤其是1935年，官方披露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由59名成員組成，其中56人都是猶太人。這使到整個德國對所有猶太人的反感迅速增加。」— 摘自基督教牧師 Reverend. Chas. E. Coughlin 於 1938-1939 出版的文集。….

FateAndTheFuture  總結

環球猶太人勢力才是兩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者，不是什麼資本民主自由制度，不是全球無產階級。

1917年俄國革命之後，批評猶太人屬嚴重罪行。自從1990年蘇聯解體後，批評猶太人仍屬嚴重罪行。結束蘇共政權，俄國的資源擁有權從共產黨手上，落到前猶太裔共產黨高級官員的手上。換言之，從1990至今天2026年，俄羅斯的資源財富都是猶太人控制著。

以色列的人口中的15-20%是來自俄羅斯﹐以色列總理 Netanyahu 亦經常會見普京總統﹐以下就是2023年他在莫斯科紅場與普京一齊參觀閱兵慶典

兩次大戰亦使猶太人變成美國的主人。藉著兩次大戰，大量歐洲猶太移民湧入美國。

這徹底改變了美國的人口結構。在此之前，愛爾蘭人和義大利人是美國兩大主要族群。尤其是愛爾蘭人，他們構成了美國社會的精英階層。從1919年到1945年，傳統的愛爾蘭精英被新來的猶太移民所取代。

就像在俄羅斯一樣，美國人不敢挑戰猶太人，否則將面臨法律制裁，更糟的是，他們可能會失去生計 —— 他們會被排除在就業市場之外，甚至失去原本的職業。

被隱藏的二戰歷史，以及二戰所建立的體系 （之二）

The Hidden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and the System It Created  - Mark Keenan (2026-05-02)   PART 2

被隱藏的二戰歷史，以及二戰所建立的體系 （之二）

https://www.unz.com/article/the-hidden-history-of-world-war-ii-and-the-system-it-created/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and the Question of Finance 

布爾什維克（共產）革命與財政問題

俄國革命通常被描述為工人和農民反抗沙皇壓迫的起義。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但教科書式的描述並不全面。

一場革命並非僅靠口號就能成功。布爾什維克黨員並非只是一群拿著步槍的飢餓農民。他們是一個組織嚴密的意識形態幹部隊伍，他們的成功依賴於資金、後勤、印刷、運輸、宣傳以及國際支持。

Antony Sutton 關於西方科技與蘇聯發展的著作，以及其他修正主義研究，探討了西方銀行與俄國革命之間的金融連結。他的研究指出，西方銀行家（例如猶太銀行巨頭 Jacob Schiff）涉嫌向俄國革命者轉移資金。無論人們是否接受所有這些說法，更廣泛的問題仍然存在：為什麼西方金融界的某些勢力會支持那些日後被認為是其意識形態敵人的革命力量？

一種解釋是，任何中央集權政權 centralised regimes 都能為外部金融和工業利益集團帶來優勢。一個四分五裂、中央權力受到地方勢力制衡，傳統制度、信奉基督教的農業俄國，是難以受控制的。相反，一個中央集權的蘇維埃國家，無論多麼殘酷，都能夠一錘定音與國際組織簽訂合約、分配國家資源、強制人民勞動，並壟斷龐大國土的資源。

對於某些金融和工業利益集團而言，革命後的俄羅斯比革命前的俄羅斯更具吸引力，因為它不那麼混亂，並提供了更多的投資機會。

俄羅斯淪為中央集權經濟管理的試驗室。數百萬民眾飽受苦難，但各種國際合約卻被簽署。農業被集體化，為人民提供信仰的教堂被摧毀，政治反對派被鎮壓，勞動力受到中央權力的支配，資源從地方集中到中央。

《共產主義黑皮書》估計，全球共產政權造成的死亡總數約1億人。確切數字尚存爭議，但災難的規模毋庸置疑。

20世紀最具破壞性的政治體制並未在1945年二戰結束時被消滅，而是在戰後以更強大的力量崛起。

在修正主義文獻中，一些作者認為共產主義並非主要源自俄羅斯，而是由國際金融利益和意識形態運動發起和塑造的。在這些文獻中，一些作者更進一步，指出特定網絡和團體（通常被描述為猶太人，或猶太復國主義組織）所發揮的核心作用。我在《被禁的歷史：二戰邊緣化歷史研究》一書中探討了這些作者及其論點。

以下是來自不同時期的評論家闡述了這些解讀：

⦁ 「布爾什維克領導人（激進共產信徒），其中大多數都是猶太人，90%是流亡歸來的俄國猶太人，他們並不關心俄國或其他任何國家，而是國際主義者，試圖發動一場世界性的社會革命。」— David R Francis，美國駐俄國大使，1918年在俄國發表。

⦁ 「至於那些人不知道俄國當前的革命運動，其實是猶太人發起的，我只能說一句，他們肯定是受到了卑鄙無恥的新聞媒體的蒙蔽。」— Hilaire Belloc《G.K.周刊》，1937年2月4日

⦁ 「在德國年輕一代眼中，共產主義並非俄國的產物，而是一群主宰俄國命運的猶太人的產物。共產主義一方面野蠻地打擊一切形式的基督教，但就將任何同志，對猶太人說一句指責的話，都視為罪行。

⦁ ….. 1917年公佈的與列寧共同執掌蘇維埃共和國諸多事務的人員名單顯示，在25名準內閣成員中，有24人是無神論猶太人。

⦁ …. 尤其是1935年，官方披露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由59名成員組成，其中56人都是猶太人。這使到整個德國對所有猶太人的反感迅速增加。」— 摘自基督教牧師 Reverend. Chas. E. Coughlin 於 1938-1939 出版的文集。

The Holodomor and the War Against the Peasantry

烏克蘭大饑荒，與布爾什維克（共產黨人）對農民發起的殲滅戰

1932-1933年的烏克蘭大饑荒，即著名的 “Holodomor”，是二十世紀最具破壞性的事件之一。農民糧食被沒收，流動受到限制，村莊實際上被封鎖。數百萬人在烏克蘭，這個歐洲最富饒的地區之一，竟然餓死。有人將其描述為共產黨政策的失敗，和管理不善造成的災難性後果。也有人將其定性為共產黨針對獨立個體農村生活的系統性殲滅戰，是蘇聯共產主義體制蓄意犯下的罪行。

批評者認為，史太林時期的農業集體化並非只是一項經濟政策。農民、個體戶農業、鄉村教會和地方經濟，都被共產主義視為阻礙了對整個社會的控制，因此需要被摧毀。

從這個角度來看，蘇聯的經驗可以被視為大規模經濟和社會集權化的早期範例。一些分析家將蘇聯共產主義，與後來的全球製度管理體系進行類比，指出地方自治與中央權力之間反覆出現的緊張關係。共產主義和現代全球化機構，都傾向於瓦解傳統的生活方式，即地方社區、家族，和獨立謀生的空間。兩者都對經濟權力分散持強烈敵意，反而傾向於建立人口可以被全面控制、任意遷移、絕對管理和規劃的制度。

語言雖變，但潛在的集中化模式似乎仍然一致…

The United Nations: Peace or Managed Sovereignty?

聯合國：為促進和平，還是為集中權力？

聯合國正是在這場浩劫中誕生的。

聯合國自詡為和平、發展、人權、永續性和全球合作的守護者。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它代表著戰後權力的製度化。

聯合國及其附屬機構透過國際框架和協議，在塑造國家政策方面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諸如《21世紀議程》、《2030年永續發展議程》、永續發展框架以及更廣泛的全球治理網絡等倡議，為各國協調政策優先事項提供了框架，而這些框架的通過往往缺乏直接的公眾監督。

許多學者對聯合國等組織提出了批判性的觀點，認為它們是走向集中式全球控制。戰後時期的評論也反映了這種觀點，例如：

「聯合國這個國際政府，如果脫掉其法律外衣，實際上是美國和蘇聯聯手運作的國際政府。」— 1958年《評論》雜誌

「聯合國也被揭露為猶太人在幕後主導的幌子。僅僅是關鍵職位上大量猶太人的存在就足以證明這一點。」— Louis Marschalko

這並非一步到位地建立世界政府，而是循序漸進地進行世界管理。

現代治理最顯著的特徵之一是，曾經與共產主義式中央計畫經濟聯繫在一起的政策，如今換上了更為溫和的措辭：sustainability「可持續性」、resilience「韌性」、inclusion「包容性」、equity「公平」、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公私合作」、stakeholder governance「持份者治理」。

措詞變了，方向卻沒變。

國家主權日益被視為一種障礙。私有財產被重新定義為一個社會問題。流動性、能源使用、土地使用、糧食系統和言論自由都被納入全球框架。

以前的共產主義中央計畫經濟夢想並未消失，只是換了個新包裝。

Climate Policy as the New Control System

氣候政策：新的控制體系

無論人們對氣候科學持何種觀點，氣候政策的政治用途都不可否認。它為控制能源、交通、農業、金融、住房、工業和消費提供了理性的藉口，不容置疑，不可反對。

透過氣候風險規則、ESG框架、碳核算、保險壓力和可持續發展指令，經濟生活可以在沒有公開政治辯論的情況下被重新導向。

如果政府禁止某項事物，公民可能會抵制。但如果銀行、保險公司、監管機構和全球機構（例如世界衛生組織、世界貿易組織等）使其因無法獲得融資、太昂貴，或無法投保，結果都是與 "被禁止" 一樣的，只是禁令不來自政府，是來自隱藏在一些國際組織內的匿名官聊。

這就是無形政府的治理。這是戰後完美的控制模式：並非身著制服的獨裁統治，而是透過系統來管理。

The Real Mea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二十世紀的真正意義

二十世紀常被描述為不同意識形態體系之間的鬥爭，這些體系通常被貼上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和民主的標籤。

然而，我們應該將其理解為舊有的根深蒂固的主權形式被摧毀，並被中央集權式管理體系所取代的世紀。

第一次世界大戰摧毀了帝國。

俄國革命催生了蘇聯式共產主義的實驗所。

第二次世界大戰摧毀了德國作為歐洲大陸獨立強國的地位。

冷戰使西方國家軍事化，同時擴大了安檢（國安）政府的規模。

戰後成立的國際機構使國家治理全球化。

蘇聯解體並非必然終結了中央集權。相反，一些觀察家認為，中央集權的某些方面轉移到了金融、企業、技術和超國家層面。

共產主義作為一種經濟體係被普遍認為是失敗的。然而，它的一些特徵，例如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的信貸集中化，與現代金融體係有著相似之處。中央銀行在全球債務框架中扮演主導角色。一些評論家進一步指出，中央計畫的某些要素以改良的形式在現代政策中重現。

同時，壟斷資本主義透過債務、貿易、媒體、科技和企業合併席捲全球。

結果就是我們今天所處的這種奇特混合體：自上而下的企業共產主義 corporate communism。

少數人擁有私有財產，而大多數人則被置於受制於政府的依賴狀態。

下回繼續.....

被隱藏的二戰歷史，以及二戰所建立的體系（之一）

The Hidden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 and the System It Created (A follow-up to “World War II Didn’t End in 1945 — It Changed Form”) - Mark Keenan (2026-05-02) 

被隱藏的二戰歷史，以及二戰所建立的體系 

(本文是《二戰並未在1945年結束－它只是改變了管治制度的形式》的續篇）

https://www.unz.com/article/the-hidden-history-of-world-war-ii-and-the-system-it-created/

Who really won the twentieth century? 誰才是二十世紀的真正贏家？

標準的答案耳熟能詳：法西斯主義被擊敗，民主得以保全，聯合國成立以維護和平。戰後共產主義的蘇聯在全球塑造了一個與西方對立的反民主模式，但最終在數十年後因自身的內部壓力而瓦解了。

這是教科書上的版本，但它並不準確，而且忽略了一個關鍵維度。

在先前的文章《二戰並未在1945年結束，它只是改變了管治制度的形式》中，我論證了戰爭最重要的後果並非局限於戰場，而是延續到戰後湧現的各種體系之中。

本文透過考察更廣泛的修正主義，和被邊緣化歷史文獻，進一步拓展了這個論點，這些文獻試圖解釋這些戰後體係是如何形成的。

更深層的故事並非僅僅關乎國家、意識形態或戰場上的勝利，而是關乎金融權力的故事：創造貨幣、資助革命、資助戰爭、塑造重建，並在事後控制了關於二戰的動機和道德的論述。

第二次世界大戰不僅摧毀了德國和日本，也重塑了世界格局。戰後，歐洲滿目瘡痍，英國債台高築，美國雖然也債台高築但就擁有最強的軍備，東歐淪為共產主義統治，而新成立的聯合國則成為維持全球秩序和制度的工具。

美國看似從戰爭中取得了勝利，卻轉變為一個更永久性軍事化的國家。其經濟受制於戰時生產和國防開支，聯邦債務膨脹至前所未有的水平，金融體係也日益以中央銀行為中心。政治、企業和軍事機構更加緊密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後來被稱為「軍工複合體」的體系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其政策也越來越與長期地緣政治戰略相契合。同時，其金融體係也與以債務融資的軍事力量擴張緊密相連。

從這個意義上講，勝利並沒有終結戰時實行的戰爭總動員措施，反而使之恆久化，及制度化。

勝利者並非僅僅是國家，真正的勝利者是體制。

而最重要的是，真正的勝利者是那些掌控信貸、債務、貿易、重建以及戰後機構的體制。

為了更深入地探討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超越官方歷史的範疇。許多修正主義歷史學家認為，如果不檢視國際金融、跨國機構以及跨越國界的精英網絡的作用，就無法理解共產主義的興起、戰爭背後的融資，以及戰後秩序的結構。

其中一些學者用猶太人擁有的銀行和組織、秘密社團或宗教政治團體來描述這種情況。在我的著作《被封殺的歷史：被邊緣化的二戰歷史研究》中，我檢視了60多位作者提出的頗具爭議且被刻意忽視的論述。

這些非官方的解讀存在爭議，也常常被駁斥，但它們引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現代全球衝突在多大程度上不僅受國家和意識形態的影響，也受凌駕於其上的金融權力體系的影響？

本文並非旨在終結這些爭論，而是著重介紹一些解讀，尤其是那些與主流敘事相反的解讀。

在許多解讀中，一個反覆出現的主題是 "戰爭的作用就是鞏固經濟和製度權力的工具。 Smedley Butler，一名因其英勇事蹟而備受讚譽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將軍，1935年直言指出：“戰爭就是一場騙局” War is a racket 。

他說，他的大部分軍旅生涯都是「為大企業、華爾街和銀行家充當高級打手」。

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是敵人？還是國際金融異曲同工的工具？

二十世紀通常被描繪成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的鬥爭。但這種框架掩蓋了一種更令人不安的可能性：monopoly capitalism 壟斷式資本主義和 state communism 國家共產主義（又名國家資本主義），儘管意識形態不同，卻並非真正的對立面，而兩者均是服務於中央集權的平行管理體系。

Free enterprise 自由企業和壟斷式資本主義，截然不同。Local ownership 地方性的經營、家族財產、獨立農場、小型企業，和國家主權，代表了一種經濟組織模式。另一邊廂，龐大的銀行集團、跨國公司、以債務為基礎的貨幣體系，和計畫經濟，則代表了另一種模式。

共產主義從底層摧毀了私有財產。壟斷式資本主義則從上而下地吞併了私有財產。兩種情況的最終結果都是把經濟權力集中。

共產主義將所有權集中於國家，而壟斷式資本主義則將所有權集中於公司和銀行。在這兩種制度下，一般民眾都要依賴不受他們掌控的體制。

這正是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所謂對立的關係，受到一些修正主義學者質疑的原因之一。蘇聯，尤其是在其建國初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西方的金融、技術、工業合約和技術專長。正如Antony Sutton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所述，他在研究西方技術和蘇聯發展時指出，蘇聯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獲得西方銀行家和工業利益集團的幫助。

這些觀察引出了一個更廣泛的問題：如果共產主義被描繪成資本主義的主要意識形態對手和死敵，那麼西方金融和工業界的某些勢力最初為何會支持它的發展？

一般人對對共產主義有誤解，認為共產主義對壟斷經濟權力的資本主義 monopoly power 構成威脅。事實上，共產主義威脅的是宗教、個人財產、家庭、傳統和獨立個體，而非威脅壟斷式經濟的集中權力。從這個角度來看，共產主義可以被理解為通往中央集權控制的一條途徑，而企業全球化則是另一條途徑。雖然是不同的製度，但在某些方面，兩者都趨向於權力和控制的集中。

無論人們是否接受這種解釋，它所提出的問題仍然意義重大。那就是，二十世紀的意識形態衝突在多大程度上也受到經濟和製度權力結構的影響？

我還注意到匈牙利記者兼作家 Louis Marschalko（1912-1980）的觀點。在他的著作《世界征服者：真正的戰爭罪犯》中，他斷言，在共產主義、資本主義、世界大戰和社會動盪的背後，隱藏著一股他稱之為 Jewish tribal nationalism「猶太部落民族主義」的單一驅動力。他在書中寫道：

「統治世界是我們的使命，」這個好戰的少數群體（猶太人）宣稱。「無論是身為美國銀行家或蘇聯人民委員，我們都屬於同一個民族。」……資本主義和布爾什維克主義，我們這個時代的兩大統治體系，並非兩個對立的運動，而是猶太人獲取世界霸權這一野心的兩種不同表現形式……因此，試圖挑起資本主義和布爾什維克主義之間的衝突是一個極其可怕的錯誤。我們真正的敵人是基督徒和阿拉伯人」。

猶太復國主義創始人 Theodor Herzl 宣稱：「我們是一個民族，我們既不是美國猶太人，也不是蘇聯猶太人，我們只是猶太人！」

這種觀點——即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實際上是同一金融勢力在政治傀儡背後運作的工具——也出現在 Eustace Mullins 的 The $5 Trillion Cold War Hoax《五萬億美元冷戰騙局》一書中。在書中，他認為美蘇之間被稱為「冷戰」的政治僵局很大程度上是主流媒體為了掩蓋真相而故意散佈的虛假敘事。

儘管這種觀點頗具爭議，且尚未被主流歷史學術界所接受，但它體現了一種解讀思路，即意識形態衝突的重要性遠不及潛在的結局：促使權力集中。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只是殊途同歸，異曲同功。

下回繼續 .....

所有戰爭都是銀行家的戰爭：伊朗與銀行家的終局

All Wars Are Bankers’ Wars: Iran and the Bankers’ Endgame - Ellen Brown  (2026-04-13)

所有戰爭都是銀行家的戰爭：伊朗與銀行家的終局

https://www.globalresearch.ca/all-wars-bankers-wars-iran/5922072

「金融資本主義勢力還有一個更為深遠的目標，那就是建立一個由私人掌控的世界金融體系，從而主宰各國的政治體制和全球經濟。」卡羅爾·奎格利教授，喬治城大學，《悲劇與希望》（1966）Prof. Caroll Quigley, Georgetown University, Tragedy and Hope

2026年2月，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了突襲。官方給出的理由是阻止伊朗獲得核武並遏制其侵略行為。但這個「理由」經不起考驗。正如James Corbett在他最近的《科貝特報告》節目中所記錄的那樣，核戰的藉口似乎是老調重彈的宣傳策略。

All Wars Are Bankers’ Wars「所有戰爭都是銀行家的戰爭」這一論點由 Michael Rivero 在2013年同名紀錄片中推廣開來。他的文章以Aristotle 亞里斯多德（公元前384-322年）的一段引文開頭：

「最令人憎惡的賺錢方式是高利貸，因為它不是從貨幣的自然用途中牟利。貨幣的初衷是用於交換（買賣），而不是通過利息增值（貸款）來獲利的。」

Michael Rivero 隨後追溯了幾個世紀以來，私人銀行如何為交戰雙方的國家提供資金從以獲利 - 從 1694 年英格蘭銀行成立開始，為William III英皇威廉三世的戰爭提供資金，直至現代，仍然不斷資助政權更迭(regime change)的戰爭。

全方位金融主導地位

其他評論員指出，新美國世紀計畫 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 （PNAC）於2000年9月發佈的題為 Rebuilding America’s Defenses《重建美國國防》的報告，呼籲建立「全方位」的美國軍事力量，以實現全球霸權。該報告假設需要一場「災難性的催化事件 catalyzing event （例如新的珍珠港事件）」來加速軍事轉型，以配合這個計劃。

隨後，Gen. Wesley Clark 韋斯利·克拉克將軍在2007年接受《今日民主》（Democracy Now）節目採訪時透露，9·11事件發生幾週後，他曾看過一份五角大樓的機密備忘錄，其中概述了“五年內拿下七個國家”的計劃：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利比亞、索馬利亞、蘇丹，最後是伊朗。前六個國家現時都已變得動盪不安或原有政權已被取代。伊朗被視為爭奪中東霸權和石油控制權的最終目標，但是伊朗如今仍屹立不搖。

為什麼是這七個國家？為什麼伊朗是最終目標？格雷格·帕拉斯特 (Greg Palast) 2013 年發表的題為《Larry Summers 與秘密 End-Game Memo “終局” 備忘錄》的文章解釋了箇中原因其實是與金融息息相關的。1999 年，全球向不受監管的衍生性商品交易打開大門，令到主權債券、期貨石油、航運路線，和戰亂風險投保都可以被抵押、再抵押（多次質押），並可變成投機產品作買賣。關鍵在於 1997 年世貿組織 WTO 設立、並在1999 年生效的《金融服務協定》。

這七個被列為必須制裁（並最終要被摧毀）的目標國家，都拒絕了加入世貿組織，也並非國際結算銀行 Bank of Internatioal Settlement（BIS）的成員。這使得它們不受 BIS 這個位於瑞士的國際央行的長臂監管體系的約束。後來一拼被認定為「流氓國家」的其他一些國家，包括北韓、古巴和阿富汗，這些國家也並非國際結算銀行的成員。

至於伊朗，它不僅是伊斯蘭國家中規模最大、實力最強的，而且擁有世界上唯一完全無息（不許放貸）的銀行體系。這與傳統的西方模式截然相反，後者主要依賴利息作為其收入來源。 「錢生錢」是全球衍生性商品體系的基石，該體系建立在抵押再抵押、有息債務之上。

金融控制體系的最後一塊拼圖在David Rogers Webb 2024年出版的《大掠奪》The Great Taking一書中有詳盡闡述。包括超過一千萬億美元的衍生性商品交易在內的 Everything Bubble「萬物泡沫」正處於崩潰的邊緣。一旦泡沫破裂，將引發大規模機構破產；而根據Webb所描述的法律機制，衍生性商品市場的玩家無需負責，所有損失均由社會（銀行存戶）負擔。

伊朗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引發了國際保險危機（倫敦勞合社 Lloyd’s 已停止簽發船舶保險）。這很可能成為刺穿世界金融泡沫的導火線。

三個多世紀以來，倫敦金融城（即倫敦金融城 City of London 這片一平方英里面積的獨立行政區）一直為戰爭雙方提供資金，並出售保險以應對戰後可能造成的損害。倫敦勞合社是倫敦金融城金融控制體系的保險支柱。它實際上並非一家保險公司，而是一個法團，其運作方式是以部份互助市場的形式運作，多個投資個體組成的 syndicates 「財團」，共同匯集並分散風險。

伊朗遭襲後，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的戰爭風險保費從船體價值的0.25%飆升至1%至5%。勞合社強調，只要價格合適，保險仍然有效。但對於一艘價值1億美元的油輪來說，這意味著每次航行要額外支付100萬至500萬美元的保費，船東自然不願意支付這筆費用。

私人信貸危機

同時，金融市場上還有其他烏雲滿佈。金融分析師 Stephanie Pomboy 警告稱，規模達1.5兆至3兆美元的私人信貸市場正處於封鎖狀態，迫使流動資產被拋售；而規模更大的5兆美元BBB級公司債市場也岌岌可危。評級下調將引發大規模拋售，退休金也將面臨4兆美元的資金缺口。

霍爾木茲海峽危機為這場抵押品危機提供了完美的催化劑：油價上漲引發通貨膨脹，進而推高債券收益率（利率），導致抵押品價值暴跌，並引發衍生性商品市場普遍出現的追加保證金通知。追加保證金通知迫使私人信貸基金拋售資產。

這正是部分評論家將倫敦金融城視為中東混亂局面真正幕後推手的原因之一。舊有的戰爭保險機制與新興的衍生性商品機制協同運作。前者製造混亂溢價，後者則透過再抵押和法律查封從中牟利。

航運損失擔保是一種保險，但衍生性商品市場才是更大的保險陷阱。衍生性商品被包裝為一種防範市場風險的保險，其實是一種投機性賭博遊戲，從所有主要經濟流動中榨取利潤。

Greg Palast 在 2013 年的文章中展示了一份 1997 年的秘密備忘錄，該備忘錄由時任美國駐世貿組織大使 Timothy Geithner 寫給財政部副部長 Larry Summers，描述了世貿組織金融服務談判的「最終階段」方案，其中提到：

"隨著我們進入最後階段……我認為你最好聯繫國際銀行業首席執行官們……”

備忘錄隨後列出了高盛、美林、美國銀行、花旗銀行和摩根大通執行長的私人電話號碼。

所謂的  End-Game「最後階段」究竟是什麼？Palast寫道：

美國財政部長 Robert Rubin 正大力推動放鬆對銀行的監管。這首先需要廢除 Glass-Steagall Act 《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以拆除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之間的障礙。所有接受存款的銀行就一夜之間變成賭博場所，不再是為存戶提供安全保管財富的機構，而存款不再屬於存戶，而是屬於銀行的賭本。

其次，銀行想要獲得參與一項新的高風險遊戲「衍生性商品交易」的權利。 財政部副部長Summers（即將接替 Rubin 擔任部長）竭力阻止任何對衍生性商品進行管制的嘗試。

但是，如果資金可以選擇流向其他國家擁有更安全存款保障的銀行，那麼把美國銀行變成衍生性商品賭場，不就是形同虛設嗎？

五大銀行提出的解決方案是：一舉取消全球所有國家對銀行的管制……銀行家和薩默斯的策略是利用《金融服務協定》，這是看似無害的國際貿易協定補充條款，但就授權世界貿易組織 WTO 監管，確保全球所有銀行都必須遵守。

……新的遊戲規則將迫使每個國家向花旗銀行、摩根大通及其衍生「產品」開放市場。

世貿組織所有156個成員國都將不得不把商業儲蓄銀行和投機/投資銀行，之間設置的壁壘拆除。

世界貿易組織《金融服務協定》成為推動全球衍生性商品市場開放的利器。每個成員國都被迫開放銀行體系，否則將面臨制裁。

衍生性商品交易此後成為全球集中度最高、利潤最豐厚的產業之一，幾乎完全由少數幾家巨型銀行掌控。根據國際結算銀行和美國貨幣監理署的數據，光是美國前五大銀行就持有約90%的美國銀行衍生性商品，其中摩根大通、花旗集團、高盛、美國銀行和摩根士丹利主導全球場外交易市場。這些機構攫取了衍生性商品利潤的絕大部份，尤其是在市場波動時期，「混亂溢價」飆升之時。

對銀行存戶而言，他們的存款擁有權即轉移至銀行。存戶僅擁有 contractual claim 合約債權（即demand liability，意思是當銀行破產時，存款人的地位屬於無擔保債權人）。

伊朗的無息伊斯蘭銀行體系構成結構性障礙

那麼，伊朗和其他少數國家拒絕參與這場利潤豐厚的銀行家遊戲又有什麼關係呢？關鍵在於，當世界各國的存戶和股東意識到他們實際上並不擁有自己的資金時，他們會將資產轉移到像伊朗這些安全區域去。此外，這些堅持不加入西方銀行體系的國家，也可以免受西方政府（以及西方銀行和結算機構）沒收它們的資產，就像2022年俄羅斯因 "入侵烏克蘭" 而被西方沒收其資產。

伊朗是這群堅持 Usury-Free Banking 不放高利貸的國家中的佼佼者。自1983年頒布《無息銀行業務法》以來，伊朗一直經營著世界上唯一完全無息的銀行體系。其銀行採用符合伊斯蘭教法的合約: 利潤分享 profit-sharing 而非收取或支付利息。這種銀行模式與傳統的西方模式截然不同，後者依賴利息作為主要收入來源，並以抵押和再抵押債務支撐著全球衍生性商品市場。

伊朗的金融體系旨在消除高利貸，使金融與真正的經濟活動掛鉤和分擔風險，而並非依賴投機性債務。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伊朗的金融體系，與倫敦金融城和華爾街以利息為基礎、抵押品繁重的金融體系格格不入：後者需要持續償還債務，並需要以再抵押的資產來維持衍生性商品交易的運作。

透過在國家層面拒絕收取利息，伊朗得以將自身及其金融夥伴與構成全球「大掠奪」的金融控製網絡隔離。

All Wars Are Bankers' Wars (2013-02-0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hfEBupAeo4

 

印度政府提高黃金和白銀進口關稅 以支撐盧比的匯率

以下這則新聞解釋了為什麼，在眾多有利因素下，黃金價格不升反跌。皆因政府想盡法寶壓抑人民對黃金的需求，購買力，以及限制黃金的供應

India Hikes Gold and Silver Import Duties to Support Rupee (2026-05-14)

印度政府提高黃金和白銀進口關稅以支撐盧比的匯率

https://goldseek.com/article/india-hikes-gold-and-silver-import-duties-support-rupee

2024年7月，印度將黃金和白銀的進口稅從15%下調至6%。本週，印度政府卻出乎意料地將關稅重新調高至15%。

此次9%的關稅漲幅創歷史新高。

金條（一種通常含有80%至90%貴金屬的未精煉合金）的關稅也從5.35%上調至14.35%，精煉黃金與金條之間0.65%的價差保持不變。

此舉正值印度面臨貿易逆差不斷擴大、貨幣遭到貶值壓力之際。

黃金和白銀約佔印度進口總額的11%。印度通常每年進口約800噸黃金。 2025年，進口量降至640噸。然而，金價上漲意味著進口總額仍大幅增加。

同時，石油約佔印度進口總額的22%。由於美伊戰爭導致油價飆升，印度受到的衝擊尤為嚴重。印度近85%的燃料依賴進口，其中約50%的原油進口經由霍爾木茲海峽。

隨著金價和油價雙雙飆升，印度的進口額也大幅增加。截至2026年3月的財年，印度的商品貿易逆差超過3,300億美元，高於上年的2,800多億美元，增幅達17.9%。

貿易狀況給盧比帶來了巨大的下行（貶值）壓力。

為了購買石油、白銀和黃金，印度進口商必須用盧比兌換美元。由於供需關係，這導致盧比對美元貶值。反過來，盧比貶值又使得進口商品價格上漲。

除了徵收新關稅外，印度總理莫迪還敦促印度民眾暫停購買黃金一年，並限制海外商品的購買。他也建議民眾使用大眾運輸工具和共乘以節約燃油。

一位印度經濟學家指出，印度政府抑制了企業提高汽油價格的做法，這可能導致「需求萎縮」。 “印度正在倒退市場自由化進程。”

十年前，印度貿易逆差飆升時，政府也採取了類似的措施。到2022年，印度政府將黃金和白銀進口關稅從每克300盧比的固定稅率提高到15%。

更高的稅收無疑將對黃金需求構成下行壓力。金價上漲已導致2025年黃金飾品需求下降22%。然而，不斷增長的投資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首飾需求的下降。

但《金屬日報》指出，儘管印度政府提高了黃金進口稅以抑制需求，印度黃金和白銀的需求歷來在高稅收環境下都保持韌性。這反映出印度人與貴金屬有著深厚的文化聯繫，他們高度重視貴金屬作為財富儲存手段的價值。隨著盧比貶值，黃金的吸引力將日益增強。

分析師指出：“消費者在價格大幅上漲後往往會推遲購買，但通常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適應更高的價格水平。此外，提高關稅可能會刺激非官方渠道的黃金和白銀流入，此前在2024年關稅下調後，非官方渠道的黃金和白銀流入大幅下降。”

對黃金和白銀進口關稅的看漲視角

在《金屬日報》（Metals Daily）發表的一篇文章中，羅斯諾曼（Ross Norman）認為，印度的這項舉措既利空又利好。

「然而，黃金本質上是一種最後的避險資產——印度人深知這一點。因此，當政府採取這樣的行動——實際上是燒掉救生艇來取暖——你就知道問題很嚴重了。人們對此感到恐慌……這對黃金來說既有利也有弊。”

分析師指出，提高稅收可能會抑制黃金需求。但它也可能刺激需求，因為它顯示印度的情況非常嚴峻，以至於政府不得不呼籲民眾不要購買黃金，而當這項措施無效時，政府才會訴諸懲罰性稅收。這樣做可能會產生相反的效果，強化人們持有黃金的欲望。

印度人已將黃金視為最後的避險資產，金幣和金條的需求激增，而珠寶需求卻有所降溫。

「莫迪的舉動帶有戰時呼籲的意味，領導人要求民眾保持克制並做出犧牲。印度貨幣正在貶值，黃金和石油賬單也成為沉重的負擔。莫迪總理的公開呼籲近乎恐慌，如果讓我下注，我會押注黃金升值，盧比貶值。在印度人看來，持有哪種資產根本無需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