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隱藏的二戰歷史，以及二戰所建立的體系
(本文是《二戰並未在1945年結束－它只是改變了管治制度的形式》的續篇）
https://www.unz.com/article/the-hidden-history-of-world-war-ii-and-the-system-it-created/
Who really won the twentieth century? 誰才是二十世紀的真正贏家？
標準的答案耳熟能詳：法西斯主義被擊敗，民主得以保全，聯合國成立以維護和平。戰後共產主義的蘇聯在全球塑造了一個與西方對立的反民主模式，但最終在數十年後因自身的內部壓力而瓦解了。
這是教科書上的版本，但它並不準確，而且忽略了一個關鍵維度。
在先前的文章《二戰並未在1945年結束，它只是改變了管治制度的形式》中，我論證了戰爭最重要的後果並非局限於戰場，而是延續到戰後湧現的各種體系之中。
本文透過考察更廣泛的修正主義，和被邊緣化歷史文獻，進一步拓展了這個論點，這些文獻試圖解釋這些戰後體係是如何形成的。
更深層的故事並非僅僅關乎國家、意識形態或戰場上的勝利，而是關乎金融權力的故事：創造貨幣、資助革命、資助戰爭、塑造重建，並在事後控制了關於二戰的動機和道德的論述。
第二次世界大戰不僅摧毀了德國和日本，也重塑了世界格局。戰後，歐洲滿目瘡痍，英國債台高築，美國雖然也債台高築但就擁有最強的軍備，東歐淪為共產主義統治，而新成立的聯合國則成為維持全球秩序和制度的工具。
美國看似從戰爭中取得了勝利，卻轉變為一個更永久性軍事化的國家。其經濟受制於戰時生產和國防開支，聯邦債務膨脹至前所未有的水平，金融體係也日益以中央銀行為中心。政治、企業和軍事機構更加緊密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後來被稱為「軍工複合體」的體系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其政策也越來越與長期地緣政治戰略相契合。同時，其金融體係也與以債務融資的軍事力量擴張緊密相連。
從這個意義上講，勝利並沒有終結戰時實行的戰爭總動員措施，反而使之恆久化，及制度化。
勝利者並非僅僅是國家，真正的勝利者是體制。
而最重要的是，真正的勝利者是那些掌控信貸、債務、貿易、重建以及戰後機構的體制。
為了更深入地探討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超越官方歷史的範疇。許多修正主義歷史學家認為，如果不檢視國際金融、跨國機構以及跨越國界的精英網絡的作用，就無法理解共產主義的興起、戰爭背後的融資，以及戰後秩序的結構。
其中一些學者用猶太人擁有的銀行和組織、秘密社團或宗教政治團體來描述這種情況。在我的著作《被封殺的歷史：被邊緣化的二戰歷史研究》中，我檢視了60多位作者提出的頗具爭議且被刻意忽視的論述。
這些非官方的解讀存在爭議，也常常被駁斥，但它們引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現代全球衝突在多大程度上不僅受國家和意識形態的影響，也受凌駕於其上的金融權力體系的影響？
本文並非旨在終結這些爭論，而是著重介紹一些解讀，尤其是那些與主流敘事相反的解讀。
在許多解讀中，一個反覆出現的主題是 "戰爭的作用就是鞏固經濟和製度權力的工具。 Smedley Butler，一名因其英勇事蹟而備受讚譽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將軍，1935年直言指出：“戰爭就是一場騙局” War is a racket 。
他說，他的大部分軍旅生涯都是「為大企業、華爾街和銀行家充當高級打手」。
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是敵人？還是國際金融異曲同工的工具？
二十世紀通常被描繪成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的鬥爭。但這種框架掩蓋了一種更令人不安的可能性：monopoly capitalism 壟斷式資本主義和 state communism 國家共產主義（又名國家資本主義），儘管意識形態不同，卻並非真正的對立面，而兩者均是服務於中央集權的平行管理體系。
Free enterprise 自由企業和壟斷式資本主義，截然不同。Local ownership 地方性的經營、家族財產、獨立農場、小型企業，和國家主權，代表了一種經濟組織模式。另一邊廂，龐大的銀行集團、跨國公司、以債務為基礎的貨幣體系，和計畫經濟，則代表了另一種模式。
共產主義從底層摧毀了私有財產。壟斷式資本主義則從上而下地吞併了私有財產。兩種情況的最終結果都是把經濟權力集中。
共產主義將所有權集中於國家，而壟斷式資本主義則將所有權集中於公司和銀行。在這兩種制度下，一般民眾都要依賴不受他們掌控的體制。
這正是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所謂對立的關係，受到一些修正主義學者質疑的原因之一。蘇聯，尤其是在其建國初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西方的金融、技術、工業合約和技術專長。正如Antony Sutton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所述，他在研究西方技術和蘇聯發展時指出，蘇聯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獲得西方銀行家和工業利益集團的幫助。
這些觀察引出了一個更廣泛的問題：如果共產主義被描繪成資本主義的主要意識形態對手和死敵，那麼西方金融和工業界的某些勢力最初為何會支持它的發展？
一般人對對共產主義有誤解，認為共產主義對壟斷經濟權力的資本主義 monopoly power 構成威脅。事實上，共產主義威脅的是宗教、個人財產、家庭、傳統和獨立個體，而非威脅壟斷式經濟的集中權力。從這個角度來看，共產主義可以被理解為通往中央集權控制的一條途徑，而企業全球化則是另一條途徑。雖然是不同的製度，但在某些方面，兩者都趨向於權力和控制的集中。
無論人們是否接受這種解釋，它所提出的問題仍然意義重大。那就是，二十世紀的意識形態衝突在多大程度上也受到經濟和製度權力結構的影響？
我還注意到匈牙利記者兼作家 Louis Marschalko（1912-1980）的觀點。在他的著作《世界征服者：真正的戰爭罪犯》中，他斷言，在共產主義、資本主義、世界大戰和社會動盪的背後，隱藏著一股他稱之為 Jewish tribal nationalism「猶太部落民族主義」的單一驅動力。他在書中寫道：
「統治世界是我們的使命，」這個好戰的少數群體（猶太人）宣稱。「無論是身為美國銀行家或蘇聯人民委員，我們都屬於同一個民族。」……資本主義和布爾什維克主義，我們這個時代的兩大統治體系，並非兩個對立的運動，而是猶太人獲取世界霸權這一野心的兩種不同表現形式……因此，試圖挑起資本主義和布爾什維克主義之間的衝突是一個極其可怕的錯誤。我們真正的敵人是基督徒和阿拉伯人」。
猶太復國主義創始人 Theodor Herzl 宣稱：「我們是一個民族，我們既不是美國猶太人，也不是蘇聯猶太人，我們只是猶太人！」
這種觀點——即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實際上是同一金融勢力在政治傀儡背後運作的工具——也出現在 Eustace Mullins 的 The $5 Trillion Cold War Hoax《五萬億美元冷戰騙局》一書中。在書中，他認為美蘇之間被稱為「冷戰」的政治僵局很大程度上是主流媒體為了掩蓋真相而故意散佈的虛假敘事。
儘管這種觀點頗具爭議，且尚未被主流歷史學術界所接受，但它體現了一種解讀思路，即意識形態衝突的重要性遠不及潛在的結局：促使權力集中。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只是殊途同歸，異曲同功。
明天繼續 .....
